在河南中部的吕楼村，“婚姻”二字的价值不仅由不断飞涨的彩礼支撑，而且女孩也依照相貌、学历的不同，而被标上了不同的价格。在吕楼村的“婚姻市场”，如果按女方学历来定价的话，通常 “价格”是：本科15万元，大专12万元，中专10万元。理由是，为供女儿上学借了那么多债，结婚时必须得到补偿。（2月24日《中国青年报》）

春节过后，透过一些返乡日记、返乡调查，农村男性“娶妻难”的婚恋困境成为舆论焦点。生男偏好也好，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导致农村女性大量迁徙也罢，性别关系的失衡，让农村男性难以在周边区域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匮乏的资源、激烈的竞争，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彩礼的层层加码便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

在供求关系失衡的格局下，农村男性在婚姻进入的道路上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作为婚姻的纽带，彩礼的水涨船高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在工具理性的裹挟下，彩礼逐渐上演“变形记”——彩礼原本是传递对女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谢与对美好婚姻的祝福，却嬗变为“轻情感表达，重利益博弈”。

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分化的利益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让焦虑成为一种不良社会心态；越来越注重利益变现的人们，让彩礼成为一场赤裸裸的社会交换。女方家庭通过接受男方家庭的彩礼获得经济上的补偿和情感上的慰藉，男方家庭则成功地解决了“娶妻难”的问题。

在婚恋市场里，以财富为核心的阶层边界，和相貌边界、年龄边界、教育边界等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等级系统。少数拥有较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未婚男性，无疑在金字塔中占据较高的位置，具有广阔的选择空间。而对于大多数处于低端位置的农村男性来说，本身选择空间就很狭小逼仄；如果他们不再参与彩礼竞争，无疑会“被迫单身”。

在婚恋市场化、情感商品化的挤压下，彩礼不仅关乎女儿的身价，也关乎一个家庭的“脸面”。高额彩礼固然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也和农民脆弱的生存生态有关。那些有儿有女的农村家庭，需要通过索取女儿的彩礼来为儿子娶妻进行资本积累；那些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农村家庭，也需要通过彩礼来积攒“养老金”。

作为高额彩礼的一种，“按学历定彩礼”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奈之举。对于经济收入有限的农村家庭来说，供女儿读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许多家庭为此欠下债务。将一个家庭的债务通过彩礼转嫁到另外一个家庭去，无疑是一种变相剥夺。当彩礼成为社会交换的工具，那些在婚恋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剩男，该去哪里安放青春与情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