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盐亭13岁单亲家庭女孩梁颖，因患癌症晚期且家庭贫困，引起广大爱心人士关注，并响应呼吁纷纷捐款，仅有账目可查的捐款达到11万余元。梁颖的父亲、爷爷在接受善款时曾承诺，治病结束后，剩余的钱将捐给需要的人。今年1月14日，梁颖病重不治去世。有细心的爱心人士发现，当初的捐款并没有用完，于是联系梁颖的家长，但被告知不愿意退钱。随后，当地社区也介入做工作，同样被告知“没钱了，不退”。于是，一场捐款后的退款风波在盐亭发酵，并引发讨论……（2月24日《成都商报》）

这边爱心人士坚持要求受捐者退款，那边却人无动于衷，以“没钱了不退”作为回应，当初接受捐款之时，所作的“用不完退还”的承诺，也被轻易的践踏。一场捐款后的退款风波在持续发酵，使之有逐渐演变为公共事件之虞。除了对受捐者进行“无德”的指责之外，当前公众最需要解决的一个心头之疑是，对于拒不退款的行为，究竟拿什么来给予应对？

拒不退款的行为，对于社会爱心的伤害，相比于所受捐的11万元捐款，其代价不知超过多少倍。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公众在捐款时必然会投鼠忌器，并使得爱心人士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公立慈善机构的社会信誉度不高，爱心人士不愿将钱捐给慈善组织并委托其管理；另一方面，民间公益组织尚未发育完善，在管理上同样存在不透明的问题。然而当社会自发捐款之后，善款的使用同样面临着被侵占的巨大风险，加上没有相应的约束和制约机制，同样无以成为纾解爱心的主渠道。

对于原本就缺乏信任的社会道德，这样的个例具有难以估量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很显然不能仅从道德层面去进行检视与反思，而应有更为妥善的处理方式。客观的说，善款的使用具有“唯一性”，当其的完成使命后，那么剩余的部分，就完全要退回或者捐出去，用到更需要帮助的地方。对其进行挪用或者侵占，就明显违反了捐款者的意愿，也违背了当初寻求帮助时的初衷，属于典型不遵守契约精神的体现，是一种不当得利的行为。

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然而，此种不当得利的行为，跟在银行自动取款机上取款，结果因为机器故障而多出来钱，两种在性质上并不一样，前者属于民事调整的范畴，而后者属于刑事调整的范围，可以用“侵占罪”来进行定性。更何况，若没有捐款者采取司法诉讼的途径，那么单纯的道德呼吁和要求，自然就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惩戒，让其付出相应的代价，以减少类似现象的发生率，需要更为完善的制度设计。

首先，在民间自发的基础上，其实可以更好的发挥自我监督和约束的作用。除了现有的舆论施压之外，还可以启动民间自有的响应机制，发挥各方的力量而促进当事人转变立场，回应捐款人的权利伸张；其次，在社会诚信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相应的公益组织和管理机构，可以在既有的范围内启动征信追溯机制，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将这种退款的行为纳入“黑名单”中，让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再次，捐款人可以采取司法诉讼的程序，通过法律的手段和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逼当事人返还不当得利。当然最为关键之外，诚如专家所言，爱心通过慈善组织可解决尴尬，不过其前提是，必须采取更为扎实有效的措施，让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得到提升，使之真正成为爱心释放的主渠道。（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