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葆纯粹的学者心

■2010年，高莽在本报发表6000余字的文章《青松老人杨绛》，社会反响很大。那一年，杨绛先生即将100岁。他在文中写道：“钱老和钱瑗逝世后，为了寄托无法倾泻的哀思，杨先生从英文转译了一篇被视为‘天书’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一段《斐多》。她知道这是一本非常难懂更是难译的书，她是为了‘忘了我自己’而去干这一苦差事的。我想起，几年前，她译了兰德的《暮年余热·献词》：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翻译工作使杨老的精神得到升华。有人称，杨老所译的《斐多》是她的天鹅之歌———”

学术周刊：杨绛先生精通多国语言，并自学西班牙文，翻译出中国第一部西班牙文译作《堂吉诃德》，还先后翻译出《小赖子》、《斐多》等多部经典作品。您如何评价杨绛先生的学术成就？

高莽：在翻译方面，杨绛先生是一个极其认真与执著的人。她对文字要求很严格，翻译每部作品的时候都很下功夫，并坚持自己的翻译原则：她始终坚信作品翻译不一定非得局限在信、达、雅的范畴中，最重要的是寻求突破与创新。这样的翻译原则，使她所翻译的《堂吉诃德》已然成为经典。她的翻译作品在起初曾遭到一些人的指责，还好，她力排众议，毅然坚持下来，她是成功的。其实，翻译者有时为更好地反映作品思想，不一定要原原本本地忠实于原著的形式。这也是我在翻译作品时所坚持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首特别著名的诗作《自由与爱情》，原诗是6句，但殷夫先生将其翻译为4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被翻译为中文后，广为流传，至今都无法超越。后来有学者根据原诗形式翻译过来，虽然是6句，但没有了一点儿诗味，始终未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更何谈影响！

其他方面，杨绛先生也极其认真。以前她习过书法，都是让钱先生一笔一画地教习，每次自己写好后，还要请钱先生帮她做批改，写得好的地方打上圈，写得不好的地方画上叉，从不马虎，她做事真的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试问，又有几人能做到？

学术周刊：当下中国处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急需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创新，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创新与风朗气清的学术文化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您与杨先生同为翻译大家，为年轻一代学人树立了很好的学术典范。为实现哲社科的繁荣发展，您对学界特别是年轻学者有何期待？

高莽：我个人在学术上是比较偏向写实主义，对抽象派、现代派等新派别的语言、思想、美术都不太能理解。但我觉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要求，时代在往前走，后者总有一些东西会超过前者，在看法、做法上也都会有所不同，但不能彻底推翻前者，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离不开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与创新，希望年轻一代学者淡泊名利，力求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推动学术的繁荣与健康发展。在这一点上，杨绛先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杨先生翻译《堂吉诃德》，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与认可，西班牙方面多次邀请杨先生出国，她说她对此没有向往，只想专心做学问。她拒绝过许多奖项，由此可见，杨绛先生对学术的追求是纯粹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