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北京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是从海淀区的学校搬到北五环外的天通苑，第二次则搬到二环边上的。三个月交一次房租，是对我脆弱的财政收支的定期袭击。每次回到一个月近4000元租下的小黑屋子，看着摆下一张双人床后局促的活动空间，就知道看似自由的租房，其实很难找到生活的品质和尊严。

去年三四月间，北京的房价处在一个小低谷，我的看房行动就此开始。中介公司的App设计很专业，再加上实地拍摄的精美照片，不禁让人感慨新媒体就是好，省去了不少跑腿活儿。

然而，我对披着新媒体外衣的房产业的认识毕竟太幼稚了，它毕竟是一个让人在骨子里缺乏信任感的行业。在手机上精挑细选了几套满意的房子后，我打电话给中介，经常得到的回复不是“房子已经卖出去了”就是“业主决定不出售了，要不咱们去看看同户型的另一套？”后来，我干脆放弃了在App上搜索房子，而直接与看上去还靠谱的中介打交道。花了三四个月看遍了目标地段的所有房子，终于在单位附近找到了一套房。

付了定金以后，一个问题来了，我的户口还是迁移状态中的“黑户”。尽管体制内的工作单位早就承诺办下户口，但是过户迫在眉睫，如果新户口没有下来我就面临违约的风险……好在户口一批下来，单位同事就以最快速度把所有程序走完了。拿到新户口当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和女友立刻骑车到民政局办好了结婚证。

拿到户口，意味着我成为有资格买房的首都市民了。然而，双方家长东拼西凑交齐了首付，剩余的购房款要靠贷款解决。在北京，像我这样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利息低的公积金贷款几乎是鸡肋，贷款额度低到根本不适应北京的房价，而组合贷则因审批流程长不被原房主接受。商业贷款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当我第一次把沉甸甸的材料递给银行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不行”。尽管材料里甚至包括了我的本科、研究生毕业证书，但是银行坚持以每月还款额不超过工资收入的一半来计算我的贷款额度，就算具备相应还款能力也不行。最后，只能靠中介帮我解决这个麻烦。

银行批贷了，房子过户了，可是此次买房最大的雷区还在前面——就在我们装修动工没几天的时候，中介打电话告诉我说，原房主一家人无法履行合同迁出户口。尽管，按照北京市的政策我作为产权人可以迁入户口，但是我这套房子的地址上还存在着原房主一家的“幽灵户口”，这不免影响未来的各种权益。按照合同条款，原房主应该赔偿我数十万元的补偿金……为了这套房子上法庭打官司，成了我接下来迫不得已的选择。

买房就像一场战役，回想买房的经历，那些躲过和没躲过的坑历历浮现在眼前。年轻人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但是，最需要一套基本住房的年轻人，在围绕房产的各种博弈中最缺乏话语权。不管是接受过这个国家最好教育的青年城市精英，还是彻底离开土地的“农民工二代”，他们的诉求和困境其实是类似的。

对多数年轻人来说，买房是一生中首次如此巨额的消费。我期待政府出台更多措施让购房者免于缺乏经验的困扰。房子不是能随意退货的商品，只有出台对房地产商和中介机构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才能让购买者在签合同时放心。我还期待住房公积金向购买第一套房的年轻人倾斜，他们或许收入还不高，工作年限也不长，却是真正的“刚需”群体，否则公积金就只是为有实力的购房者锦上添花了。此外，政策也不妨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支持银行向职业前景良好的年轻人放开贷款，他们或许缺乏财富的积累，却都有着对美好未来的预期。

在现在的中产阶层为炒房、改善型住房使尽手段的时候，年轻的准中产阶层却不得不跨过人生中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这道坎。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年轻人需要一套房子来稳固自己在城市里的生存和发展，而如果没有限购，已经取得住房这张门票的人们，则获得了更多资源来买下第二套房、第三套房……就像现在我已经搬进的新家一样，在过去的几个月它的市值又迎来了一轮猛涨，在这些数字背后则是许多年轻人为房子所消磨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