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

郑振铎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精力充沛，涉猎极广，著述丰硕，成就斐然。这些，都已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我看来，郑振铎先生之所以被称为最值得尊敬的人，更在于他的文学理想、学术实践与创新能力等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同仁来说，郑振铎创办文学所，更为中国文学研究事业开创了新局面。

1952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前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郑振铎受命筹建文学研究所。就像30年前成立文学研究会一样，从1952年筹备到1958年离世，在何其芳的协助下，郑振铎积极制订工作计划，组织系统研究，为文学研究所的创办发展，为中国文学研究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

当时，他兼任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所长，首要任务就是延揽人才。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科研人员主要来自3个方面，第一是来自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如何其芳、沙汀、陈荒煤、杨思仲（陈涌）、吴伯箫、毛星、朱寨、蓝天、井岩盾、卞之琳、曹葆华等。第二是来自高?；蛳喙鼗?，如钱锺书、余冠英、孙楷第、王伯祥等。第三是当年毕业的大学生，如曹道衡、樊骏以及稍后进所的邓绍基、陈毓罴、刘世德、张炯等。我们从一些资料看到，为加强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的学术力量，郑振铎、何其芳等竭尽全力吸引人才。清华大学外文系钱锺书、罗大冈，中文系余冠英，北京大学中文系俞平伯、孙楷第等知名教授，上海的王伯祥，天津的范宁，还有吴晓铃、力扬等先后调入文学研究所。读郑振铎《致唐弢》《致夏鼐》等信可知，劝说二人来京工作，殷勤备至。如《致夏鼐》：“弟生平不惯做行政事。但今日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民族，也不能不努力地做些事。且既做了，则必须做好?！薄锻醪槿占恰芬捕啻翁傅街Ｕ耦烊捌浣┕ぷ鞯那樾?。

第二项重要工作是图书资料建设。我在《西谛书话的启迪》一文中，还借此探寻郑振铎的问学路径及其藏书特色。最初，他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和责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抢救古籍，视图书为国家珍宝。文学研究所成立时，他把图书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强调“以专为主，精中求全”。从《致张寿镛》可以看出，他很早就注意到宁波近现代著名藏书家张寿镛的藏书。据《王伯祥日记》，1953年4月，他就委托王伯祥挑选。第二年，张寿镛后人将约园2000余种藏书售予文学研究所，奠定了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古籍收藏的基础。

1957年，郑振铎建议成立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请钱锺书担任主任，委员如吴晓铃、范宁、汪蔚林等，都是古籍研究的行家里手。他们积极购书，为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经过不断扩展，目前藏书已达16万册。其内容除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图书之外，主要为文学类，以宋元刊本、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集以及弹词、宝卷等为四大亮点。2008年，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古籍重点?；さノ弧?。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郑振铎、何其芳那一代学者的高瞻远瞩。郑振铎不仅注重文学研究所的古籍收藏，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还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统筹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郑振铎、何其芳都是现代作家，很注重新文学作品的收藏。周作人著作的早期版本、俞平伯上世纪20年代的著作、郑振铎编印的《中国版画史》，以及闻一多的佚著《古瓦集》等，均已成为相关作家或诗人研究方面的稀见珍本。此外，图书资料室还藏有1919至1949年中国出版的文学期刊1780种，如首倡中国新文学的刊物《新青年》，新文学第一个诗歌专刊《诗》，大型文学月刊《小说月报》《少年中国》《每周评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刊物《前哨》《北斗》等现代重要的文学刊物，在这里都有完整的保存。

第三项重要任务是制定详尽的科研规划并付诸实施。文学研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这是郑振铎年轻时的理想追求。但他知道，这种服务，一定要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建所之初，下设中国古典文学组、中国文学史组、西方文学研究组、现代文学研究组、文学理论研究组、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组等。经过几年摸索，文学研究所逐渐明确了发展方向。1957年12月，文学研究所召开若干会议，就文学研究工作如何密切联系实际，开展为期17天的大辩论，郑振铎、何其芳到会听取意见。最终形成10年内全所性的7项任务，有3个重点发展方向：一是古代、现代、当代文学史研究，二是中外文学理论与文学经典研究，三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

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一直为郑振铎所关注，也是何其芳的兴趣所在。在他的理想中，文学史不仅要打通古今，包含各种文体，更要展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辉煌。他自己撰写过多种文学史，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更希望组织各行专家，撰写一部综合性的文学史。后来，余冠英、钱锺书、范宁等人主持编纂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祁连休等主编的《中华民间文学史》，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张炯、樊骏、邓绍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郑振铎的遗愿，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译介方面，郑振铎、何其芳很早就制订计划，系统翻译介绍希腊戏剧、易卜生戏剧、莎士比亚戏剧、莫里哀戏剧以及英国、法国、俄国的小说、诗歌等作品，为中国读者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关于中外文学经典研究，郑振铎有着庞大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等。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他就提出编纂《古本戏曲丛刊》的设想。直到他逝世那年，“丛刊”完成了四集的编纂。此后60年间，《古本戏曲丛刊》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点项目，尽管中间历经波折，余下的最后几集，即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划上圆满句号。

1932年，郑振铎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序说，他曾发愿写作一部《中国小说提要》，并付诸实践，陆续在报刊发表若干提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出版，部分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也留有遗憾，只是“专载以国语文写成的‘通俗小说’，而不录‘传奇文’和文言的小说”。后来，郑振铎先生将孙楷第先生引进到文学所工作，他希望这项工作能够进一步拓展，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古本小说丛刊》。所有这些遗愿，文学研究所同仁都已一一实现。刘世德主编《古本小说丛刊》收录中国古代小说珍本、孤本、善本凡170多种，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收录范围较之孙楷第先生的著作有较大的拓展。

第四项重要工作是文学普及工作。1953年10月21日，郑振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论述了文学普及工作的意义及其难度。他说，古籍整理与普及工作，对参与者有很高的要求，深厚的学养、细致的态度、长期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文学研究所刚刚筹划建立的时候，最初的工作就是计划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锻醪槿占恰防锵晗讣窃亓酥Ｕ耦臁⒑纹浞嫉热司牟呋妒　贰妒芳茄　贰逗何毫　贰度苁　贰短剖　贰端问∽ⅰ返妊∽⒐ぷ?。每一部书的编纂，从篇目的确定，到注释的推敲，都经过反复打磨，然后内部油印，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广泛征求意见。经过这样几个回合，才最后定稿，公开出版。这样的书，阐释经典，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多数印行在数十万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

郑振铎先生说过：“唯大时代乃产生大著作。我民族光荣之建设，正息息在牺牲与奋斗中迈进?！苯裉?，我们纪念郑振铎先生，不仅仅要继承他的治学精神，更要学习他功成不必在我的博大胸襟和为振兴中华民族文化勇于献身的气概。

最初，郑振铎希望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不愿浪费时间。他说：“我从来不大预问外事，也最怕开会?！钡牵泵褡逦Ｄ牙戳偈?，当国家工作需要时，他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用他的话说，“每一个人，都应为‘大我’而牺牲‘小我’。成功不必‘自我’?！忍煜轮嵌?，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人有此信念，民族乃得永生”。用学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说易行难。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热切希望“鲁艺”的学员走出小“鲁艺”，投身到大“鲁艺”中，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贡献给社会和人民。其实，郑振铎做到了这一点。正像胡愈之《哭振铎》所说：“你的雄心是要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松懈你的干劲。在文学工作中，你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你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做到的那么多的贡献。但是更值得怀念的是你的爱国主义热情，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正义感?！倍?，正是郑振铎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