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描述的毕竟是一场“文化战争”，因而，如果不能从文化学术的角度对这场战争的对象、目的，以及主持者郑振铎的版本目录学观点，进行一番考察的话，那么，就不能真正地理解这场“文化战争”。

郑振铎的首要目的是想为国家建立一个较为完备的图书馆，这不禁使我们想到，陈寅恪先生在1931年，时值清华改制为大学，兼建校20周年之际，所做的一场演讲，题为《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文中清醒地指出，综合当时各学科而言，都没有真正的独立性或突破性进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图书馆事业，虽历年会议，建议之案至多，而所收之书仍少，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其原因则是，“中西目录版本之学问，既不易讲求，购置搜罗之经费精神复多制限。近年以来，奇书珍本虽多发现，其入于外国人手者，固非国人之所得窥，其幸而见收入本国私家者，类皆视为奇货，秘不示人，或且待善价而沽之异国”。

此文虽作于郑振铎等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前近10年，但文章中所述的情况却到彼时亦无根本性的改变。郑振铎竭尽全力，以保文献不堕不失，其首要目的即在于为国家建立一个图书馆，并且把它置于自己一己著书立说之上。在1940年8月12日信中，他写道：

如能以我辈现有之财力，为国家建立一比较完备之图书馆，则于后来之学者至为有利，其功能与劳绩似有过于自行著书立说也。

尤其是在那样的时局，“能为国建设一如此宏伟之图书馆，其工作之艰巨与重要，实远在黄梨洲、叶石君等人以私人之力，收拾残余者之上十倍也”（1940年9月21日信）。

在这样的前提下，自然也就要求所收图籍必须门类齐全，不废一部了，而大量的珍本也得以留存了。郑振铎在1940年6月29日信中就写道：

（我辈）眼光较为远大，亦不局促于一门一部，故所得能兼“广大”与“精微”……大抵经我辈如此一搜罗，重要之书，流落国外者可减至最低度；甚至可以做到：除非经我辈鉴定认为不收，可任其出国外，余皆可设法截留。

在1940年8月12日信中，又提及“而在国家图书馆之地位上，亦似以放大眼光广收群籍为宜也”。

但是，“广大”云云自然也不必凡书皆收，事实上也不可能。在力争广为搜罗的同时，着重于实用与保存文化。郑振铎先生迥异于传统藏书家的地方，也恰恰就是在这里。所以，“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饰架壮观”（1940年6月29日信）。

“不重外表”，大致上是说以书的本身内容来决定取舍，而不像当时北方首屈一指的藏书家自庄严堪主人周叔弢老先生，对图籍有“五好”（指版刻好、纸张印刷好、题跋好、收藏印章好、装潢好）的近乎苛求的尽善尽美要求；“不重古董”，则着重指不必像历来传统藏书家一样，必以宋版元刻、黄跋顾校为首要搜求对象?！安恢赝獗怼庇搿安恢毓哦?，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指在对待有着文物性质的善本珍籍时，更偏重“文”而非“物”。于是，要收购《大明会典》时，就不收在传统意义上版本价值高的楷书弘治本，而收后出但就因此而材料较多的万历刊本了（1940年12月9日信）。在这样重实用及保存文化的版本学指导思想下，连版本学家、藏书家绝不会稍顾的铅印石印本新书也大量搜求，不仅因为此类书价廉，也不仅因为其印数少且每成绝版，而且同时也因为中央图书馆配齐一批，亦未始非要务也（1941年8月19日信）。想到现在有些学者倡言“新文学著作版本学”，则郑振铎应是孤明先发者了。

就“精微”而言，郑振铎标举出“应集中力量，购：（一）四库未收及存目之书；（二）丛书；（三）清儒稿本及著作；（四）宋、元、明版之较廉者；（五）史料书”（1940年6月29日信）。

关于第（四）类，在经费等诸多条件限制下，宋、元、明版只能选廉者购，通观郑振铎的书信，如果此类书是孤本或有关重要史料者往往不吝重值，盖其同时具有文献及文物价值也。而且当其他书价格过高时，郑振铎倒认为“似尚不如购宋元本为合宜也”（1941年5月20日信），可见其通达。

至于（一）、（二）、（三）类，其实都可以归入（五）即“史料书”中，从书信中，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出，郑振铎也是如此处理?！笆妨鲜椤笔侵Ｕ耦臁熬ⅰ敝熬ⅰ?，“重点”之“重点”。不惜重价收之。

在数百通书信中，郑振铎对“史料书”特加重视的意见可谓连篇累牍。如“此类史料书，为四库所斥者（见四库存目），我辈必须收史料书不可与寻常集部相提并论”（1940年2月23日信）；“此类书，关于‘文献’最巨，似万不宜放手”（1949年4月29日信）。

所以，像《平播全书》《甲申朝市小记》《明初伏莽志》《鸿猷录》《岭南文献》《岭南焚余》《三朝宝训》《大明一统名胜志》等等，郑振铎极力主张收下；即使是竹纸本也照收；嘉业堂书精善本固多，但为郑振铎瞩目的则是其中大量的史料、稿本书。像《乾隆上谕》《外交部档案》、冯煦的奏稿、电稿，更是因为关系近代史甚巨而必须收为国有。这类书“价虽昂，亦应留之，其他‘版本’书则应大加斟酌矣”（1940年6月1日信）。

郑振铎对“史料书”如此重视，当然是与其本人超迈不群的版本学观点有关。但是，也是民国史学界风气的反映。民国新史学之所以屡有突破创获，实在是与受西方、尤其是德国语文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将对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档案的重视与乾嘉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有相当大的关系。对“史料”的重视，可由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这样的诗句得到证明。

郑振铎收下的史料书中相当一部分日后得以刊布，成为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要籍。

四

在这场为期两年的“文化战争”中得以保存的文献，日后还有一部分流往台湾。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通过徐森玉老先生的哲嗣徐文坰设法将潘世兹宝礼堂捐献给国家的百余种宋、元刊本及陈澄中携港的大批珍籍运回国内，均入藏北图；而与“南陈”即陈澄中齐名的“北周”周叔弢老先生的自庄严堪藏书亦全部捐出。曾引起郑振铎在1941年8月19日信总结“失败原因”的宋余仲仁本《礼记》亦赫然在焉?？杉?，战乱中的郑振铎并不是孤军奋战，“文献保存同志会”又何止五人之数！

至此，几乎全部的珍籍均已归入了国家图书馆，由我们后人被其遗泽了。

（作者系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