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第一、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从浙江永嘉来到京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原是清政府邮传部所办的铁路管理传习所，民国初年改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是后来北京铁道学院和北方交通大学的前身。学校当时在城里，西城李阁老胡同。上学期间，郑振铎借住在东城他一位在外交部任职的叔父家，离青年会教堂不远，他课余时间常到那里读书。图书馆虽小，却很有些可读之书，特别不少英文、俄文的文学原著，读者中则更有些出色人物。在那里，郑振铎结识了瞿秋白、耿济之、瞿菊农、许地山等人。瞿秋白、耿济之是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他们常看的书是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人的俄文版原著，郑振铎则读英文版的契诃夫和高尔基。他们组织了读书会，经常聚在一起谈读书心得，探讨社会时政。他们开始翻译契诃夫等人的剧本，一本《俄国戏曲集》就是他们最初的成果。他们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都成为各自学校的学生领袖。1919年，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还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在由郑振铎执笔的《发刊词》中道出了他们的共同理想：“创造德克拉西的新社会。”

　　由于有明显的激进倾向，《新社会》只出了19期就被京师警察厅查禁了。转而又办《人道》月刊，也只出了一期。而后这些年轻人便开始给一份名叫《新中国》的刊物投稿，主要翻译俄国文学作品。耿济之的第一篇译作是托尔斯泰的《家庭幸?！?，郑振铎的作品则是从英译本转译的。那段时间，耿济之与郑振铎还以C.Z.和C.T.的笔名合译了《赤色的诗歌──第三国际颂歌》，即《国际歌》。这是最早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

　　1921年1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正式成立。发起人中就有郑振铎。研究会会刊《文学周刊》的主编也由郑振铎担任。

　　同年，郑振铎来到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期间担任过《小说月报》主编、《公理日报》主编、《儿童世界》主编。后来他还当过教授教过书，自己也编过、著过、译过很多书，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是很有名的作品，他倡议出版了《鲁迅全集》，他是泰戈尔《飞鸟集》的第一位中文译者，他的散文《猫》入选了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他平生的志趣全与书有关，包括古籍收藏。而他在抗战时期对古籍的抢救，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

　　1937年起，日本侵略军陆续占领了上海和东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流落上海书肆并大量散失海外。当时留在上海的郑振铎对此非常忧虑，决心发起一场抢救行动。他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并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部门机构申请拨款抢救古籍。在而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文献保存同志会以政府教育部所拨百多万元款项，抢救了大量珍贵古籍。购得玉海堂、群碧楼、嘉业堂、铁琴铜剑楼等十数家著名藏书楼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达三千八百余种,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依原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言，中央馆善本库中的藏品，几乎都是文献保存同志会从“孤岛”时期的上海抢救出来的。

　　这场行动中，最具“戏剧”色彩的莫过于他收购《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曲折过程了。

　　元代是中国戏曲的巅峰时代，诞生过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戏曲大家。但由于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剧目，多年间仅限于明代臧晋叔《元曲选》所选杂剧一百种。后来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研究推断，流传下来的元杂剧本应该还有一个“六十四册”。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郑振铎就开始关注这套书，但直到日军占领上海后才得到“三十二册”的确切消息，但对于千元的要价实在是无能为力。他先是将此消息电报告知政府教育部的卢冀野，自己则向朋友、商务印书馆以及上海暨南大学同仁借款，第二天即赶去交钱。书商答应次日交货，并说另外“三十二册”也有下落，也可代为购买，但须再付两千元。郑振铎喜出过望，忙着回去筹款去了。不想当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有人已将两个“三十二册”抢先收归一处，竟是非万元不肯出手了。郑振铎当然不肯罢休，好在卢冀野传来消息，说教育部打算买下。当时兼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也发来电报，要他尽量压价，答应由教育部承担这笔巨资。虽然如此，但教育部拨款急切难到，还是郑振铎找暨南大学代校长程瑞霖筹足款项，又经开明书店的陈乃乾从中“作伐”，最终以九千元将书购下。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这本书被郑振铎命名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此书是赵清常在明朝万历年间抄校而成，原为六十六册，后失二册，先后为钱谦益、钱曾、黄丕烈、汪士锺、丁祖荫等至少九位藏书大家所拥有。全书包括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传的孤本。事后郑振铎这样说：“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了二百多种从未见到过的元明二代的杂剧，这不该说是一种‘发现’么?肯定地，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