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

　　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在抗战时期，郑振铎冒着生命危险，联合出版界同人，开展了一次对古籍的抢救行动。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上海，随后东南各省也相继陷落。当时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流落上海旧书肆并大量散失海外，留在上海的郑振铎对此非常痛心，特别当他看到路透社发自华盛顿的一篇电文之后更加心急如焚。电文中说，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美尔宣称，“中国珍稀图书，现在源源流人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稿秘藏，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已购进千册。中国的局势，将会和罗马当年的陷落一样，致使“欧洲发生四百年黑暗时代之情形相似”。将来要研究中国历史、哲学等，“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

　　局势的这种变化让郑振铎的古籍收藏变成了一场抢救行动。这场行动中，最具“戏剧”色彩的莫过于他收购《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曲折过程了。

　　收购《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元代是中国戏曲的巅峰时代，诞生过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戏曲大家。但由于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剧目，很多年间仅限于明代臧晋叔《元曲选》所选杂剧一百种。后来罗振玉、王国维发现了黄丕烈（清代著名藏书家）士礼居旧藏《元杂剧三十种》，其中有《元曲选》中未见之17种。另外，由于黄丕烈在书签上题了“乙编”二字，王国维推断此书必定至少还有“甲编”。

　　1929年，郑振铎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上读到清末民初学者丁初我写的《黄尧圃(丕烈)题跋续记》一文，文中提到丁曾从常熟人赵宗建之藏书楼旧山楼借到过一部63册古今杂剧，其中有杂剧240余种，也是“园旧藏”，为明代藏书家赵清常手抄本。据此，郑振铎推想，这可能便是包括甲编在内的全本了。

　　郑振铎于是托人找到丁初我，询问书的下落，丁说书已归还旧山楼。郑又亲往常熟旧山楼，由于战乱，旧山楼已成废墟瓦砾。郑振铎无功而返，除耿耿于怀别无他法。直到八年以后的1938年，藏书家、版本学家陈乃乾告知郑振铎，苏州某书贾发现有32册元杂剧，抄本中多有清常道人跋，这些书正是从丁初我家中散出的。

　　郑振铎得到这个消息异常兴奋，苦等八年的元杂剧终于又出现了。但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上海，郑振铎全家正在“孤岛”苦撑，对于千元要价自己实在无力承担。他先是将此消息电报告知政府教育部的卢冀野(郑振铎原暨大同事，词曲专家，时在汉口)和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时在香港)，自己则向朋友、商务馆以及上海暨大同仁借款，第二天即携千元赶到来青阁，将钱交与杨寿祺经理。杨经理除允诺次日下午从书主唐某手中取书之外，还告诉郑，说另外32册在集宝斋店主、古董商人孙伯渊处，自己也可以代为购买，要价不过两千。郑振铎更是喜出过望，忙着回去筹款去了。

　　不想，当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唐某手中的书已被孙伯渊于清晨以900元购去。孙将全书合璧以为奇货，竟是非万元不肯出手了。郑振铎当然不肯罢休，好在卢冀野传来消息，说教育部打算买下。当时兼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也发来电报，要他尽量压价，答应由教育部承担这笔巨资。虽然如此，但教育部拨款难到，还是郑振铎找暨南大学代理校长程瑞霖筹足款项，又经陈乃乾从中“作伐”，最终以9000元将书购下。

　　这本书被郑振铎命名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是赵清常在明朝万历年间用三年多的时间抄校而成的。原为66册，后失2册。此书先后为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锺、赵宗建、丁祖荫等至少9位藏书家所拥有。全书包括元明杂剧242种，其中刻本69种，抄本173种，有元人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明人贾仲名、杨文奎、杨慎等戏曲家的作品和元明两朝佚名作家的神仙剧和历史剧多种，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传的孤本。

　　事后郑振铎这样说：“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了200多种从未见到过的元明二代的杂剧，这不该说是一个‘发现’么?肯定的，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对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

　　这部书先存于北平图书馆驻上海办事处，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

　　在书的发现以及购买过程中，张元济、傅增湘、袁同礼等人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典籍的流失海外。张元济是最早在潘承厚处见到此书的32册的，由于商务馆无力购买，于是向潘提出“不情之请”，谓“书一出国，此后恐不可复见，可否请宽留数日，将不见于《元曲选》中者，许敝馆摄照留作底本”。在郑振铎将书购下之后，商务馆最终得以付费千元、赠书十套为价将书中未曾流行的剧目影印出版，书名《孤本元明杂剧》。至于9000元的购书款，应该是最后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核销的。按照郑振铎当时的说法，自己“几经努力，费尽苦心，始设法代某国家机关购得”，这个某国家机关就是国民政府教育部。

　　在“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的过程中，郑振铎深感势单力薄，终于，他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在1940年的上海“孤岛”，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并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部门机构申请拨款抢救古籍。由郑振铎、张凤举分管采访等具体事宜，张寿镛、何炳松负责保管经费，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在而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以政府教育部所拨百多万元款项，抢救了大量珍贵古籍。购得玉海堂、群碧楼、邓氏风雨楼、张氏蕴辉斋、海盐张氏、武进陶氏、南浔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等著名藏书楼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达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依原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言，中央馆善本库中的藏品，几乎都是文献保存同志会从“孤岛”时期的上海抢救出来的。

　　在《劫中得书记·序》中，郑振铎说了这样的话：“余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这些话，是他的真情写照。

　　郑振铎（1898～1958），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