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

江山

从记事起，每逢春节，摆在我们一家3口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在哪里过年”。

由于父母工作调动，4岁起我就离开江西，在浙江长大。两个地方隔着的，不仅是他乡与故乡长达800公里的路程，也是富庶的东南沿海和贫穷的赣南山区的“天堑”。

如果不回老家过年，年味儿便在只有3口人吃年夜饭的冷清中消散而去，心里空空落落，终觉没过一个完整的年。但如果决定返乡并抢票成功，则意味着又要加入春运大军，重新经历一遍在充斥着复杂气味的密闭火车车厢里，体验连续15个小时难以动弹的噩梦。

但这一切无法阻挡父母归乡的决心，对故土的执着可以打败一切艰难险阻。毕竟他们的汗水曾经浸润过脚下的红土地，点起的烛光曾照亮土砖房黑漆漆的斗室。他们既有和小伙伴一同下河洗澡的童年回忆，也有对远亲近邻在困难时节伸手相助的感恩之心。

可是对于小时候的我而言，他们的执念无法顺利转化为我的乡愁。在浙江小城成长14年，两地巨大的经济、文化差异长久冲击着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落后与封闭的故乡成为我无法割舍但也不愿承认的地方。

因为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马不停蹄的走亲访友，听着父亲用我不熟悉的乡音唠着家常，还要时不时地回答“听不听得懂家乡话咧”这类戏谑的提问。大部分亲戚已搬至县城，但依然保持着农人的习惯：邻人将垃圾倒在家门口的行道树花坛里，年轻人拗着“杀马特”造型，老人们肆无忌惮地把痰重重地砸在面前的泥地上……

自从在北京读书工作后，江西和浙江都变成了我的家乡，当年对回乡的排斥，也因为这种身份的转变得到部分的和解。而更令人感慨的是，江西老家的转变也在进行中，让心怀龃龉的我不得不刮目相看。

近几年回乡，江西县城面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干净整洁的超市里，卖着与浙江小城相同品牌的年货；洒水车在越来越宽的街道上行驶；鞭炮燃放后留下的满地狼藉也会在大年初二的清晨被清洁工扫进簸箕。亲戚的家中都接上了网络，电影院里也可以观看到时新的电影。

而另一方面，同为工薪阶层，在浙江工作的父母也不禁慨叹江西的亲戚“赚得都比我们多”。近年来，大姑姑一家在当地鼓励创业的浪潮中，与别人合伙投资了果园，每年能得几万元的“外快”；在非重点中学教数学的小姑父，也在县城近几年不断重视教育的风气下，因勤恳工作做出成绩，得了不少奖金；早期常往返于沪广两地跑客运的叔叔，也在赣州发展经济的浪潮中，拿出积蓄承包了政府主导的工程，直到腊月二十八依然奔忙于银行核算账目。

不知是否因发展而不可避免的，是年味儿的淡去。在这座江西县城，上演着前几年在浙江小城同样遭遇的冷清。除夕零点一过，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响了不到1个小时便恢复宁静；大年初一，前几天因挤满粤、浙、闽、苏车辆而拥堵的街道，少有车流和行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许多“豪华酒店”也门可罗雀，曾经十分火爆的温泉生意都无人经营。

人都到哪里去了？想要寻找更质朴的“乡野年味儿”，只能再回到农村。

坐着姑父的小汽车在修成不久的水泥路上奔驰1小时，终于来到了父亲生长的山间乡镇。贴满瓷砖的清一色低矮平房、沿街店铺摆在路面上卖的大红包装的烟酒年货、溅满泥点但外壳崭新的摩托车，当年令我崩溃的“乡村审美”，此时都充满了一种原始的张力和韧性。

在乡村定居的，多是平时外出谋生的亲戚们，雷打不动的“做客”文化让难得一见的他们相聚一堂。喧闹的酒桌上，侃侃而谈者常常是小有成就者，而赔了钱、欠了债、经历不顺的人往往只是长叹一声，不愿把这些心酸拿到酒桌上分享。在面红耳赤的劝酒与此起彼伏的“恭喜发财”声中，我竟然得到了某些慰藉。这种质朴的乡音，让我第一次感觉，还是回老家过年好啊。

然而其乐融融下也掩藏着无奈。坐在新造的房子门口，一位远房的爷爷告诉我村子里的土地大都已经荒废，遍布杂草；在村镇中学担任历史老师的叔叔吐露，许多留守儿童读完初中就随父母外出打工；当晚上开车返回县城时，所有的车辆都开着远光灯，缓慢地行驶在没有路灯的道路上。

而就在江西的父老乡亲们推杯换盏之际，浙江小城的朋友们纷纷选择春节外出旅游。其中占很大比例的目的地，是江西、安徽、贵州、云南等打着“原生态”标签的乡野村落，草长莺飞、牧歌千里的“田园风光”掩盖了曾经破落不堪的“泥土味儿”，成为“城里人”新的宠儿。于是，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和解。

然而当正月初七，在老家吃撑了土鸡土鸭、吸惯了洁净空气的我，再次踏上返回浙江的火车时，却发现扛着麻袋的打工者、戴着耳机的大学生、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依然被塞进了同样味道的车厢，这一刻，我还是不确定自己到底应该属于哪片土地。故乡到底在哪儿，这个问题20多年我都没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