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一种生命价值的体现”

学术周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在您看来，中国深化改革期为何需要学术的繁荣？

左东岭：中国发展到今天，需要学术繁荣，是因为时代发展了，变化了，产生了很多新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面对西方各种思潮，中国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与吸纳西方当代文化的关系，这需要建构新的理论方法；又比如文学理论增容与越界的问题，广告、微信、微博等新媒介、新发表方式产生后，传统文学理论无法概括解释这些新现象与新问题，这也需要构建新的理论方法。这些新的理论方法从哪来？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当代文化中寻找经验与做法，找出解决现代问题的答案。

前几年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外国文学转向的学术会议，所谓的转向就是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我发言说，古代文学从来不存在转向问题，因为古代文人从来没有严格地把文学分割出来，他们多是琴棋书画样样皆通的。比如袁宏道，不光会写诗歌，还写了《瓶史》、《觞政》等插花、饮酒的著作，实在可以被称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急先锋”。古代文学本身就是融文史哲、琴棋书画为一炉的。与会者恍然大悟，原来从古代文学资源中也能够找到现代文学所面临新问题的答案。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理应深入研究，来回答今天的新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学经验与文学历史》，认为文学研究实际是总结历史经验的，使我们面对新问题时更从容。学术繁荣的思路其实很简单，以中为体还是以西为体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吸取西方、坚守传统，结合当下实际，由此建构、产生的是中国当下汲取各种思想资源所形成的新的理论体系与新的批评话语，它能够解释时代、适应时代，能够指导中国文学发展，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学术周刊：“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当下学风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解决措施？政协履职方面，您对繁荣学术有怎样的建言献策？

左东岭：当下某些学风的形成，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而且互为关联，一方面学者学风浮躁，急于出成果、发文章，缺乏坐冷板凳的精神，没时间思考、读书，写出的文章大多是空疏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就涉及另一方面的原因——考核机制的问题。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不写文章考核就不过关，但因考核中缺乏真正的学术权威，只能量化考核，比谁写的书厚，比谁写的文章多，这样一种考核机制，导致学者只追求数量而不追求质量。

学术研究要取得真正的繁荣与发展，首先学者本身就要树立良好的人文品格与精品意识。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要有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承担者，如果做坏了，没法跟下一代交代；还要认识到学术是一种生命的需求，是一种生命价值的体现，而不仅仅是一份职业。如此，他就能坚守得住。我曾经提议，每个学校能不能养一批学者，不让他们搞学科建设、报项目，就让他们认认真真读书，认认真真做学问，写出真正的精品来。这需要考核机制的改革，把学术机构与政府、党政机构的考核、检查甚至审计区分开。所以我提倡管理精细化，对不同机构、不同人群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国家既然已经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学者，就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能量，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已经有9个年头了，每年的提案都是结合我的专业来建言献策，因为我本身是一名学者，了解学界的实际情况。比如去年关于重新制定出国交流标准的提案，建议把身兼行政与学术职务的学者的出国目的区分清楚，并采取不同的政策要求。现在中国担任高校工作管理岗位的大多是优秀的学者，甚至是学术领军人才与学科带头人，如果一刀切，实质上是对中国学术的伤害。教育部最近回复说我的提案很重要，正在制定相关政策。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做好自己的专业研究和关注当下人文学科的生存环境都是我应尽的职责。（记者 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