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文学思想史的内涵和性质

学术周刊：您在中国文学思想史特别是明代文学思想史研究方面，著有《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明代诗歌史》、《明代文学思想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为什么均将士人心态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左东岭：我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明代文学，但其实我也一直在追踪研究庄子与《文心雕龙》，我不希望自己被局限在一个点上，这样会影响自己的学术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已经推出两套关于中国古代文人心态的研究丛书，乃是单纯研究文人心态。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文人心态研究则与之有所区别，是将其作为连接古代文学观念和诸历史文化要素的中介环节。

在研究唐诗、宋词等繁荣原因时，我们都会涉及政治、哲学、宗教等历史文化要素，但研究具体作家作品时就很少涉及这些历史文化要素，形成了“两张皮”。文学思想研究，要研究文学思想产生、发展、变化、消亡的原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如何把外部的历史文化要素融入文学思想研究当中，就需利用文人心态这一中间环节。哲学、政治、宗教等历史文化因素要进入文人的文学思想，必须经过士人心态的消化与吸纳，再转化为文学审美因素。由此可见，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文人心态研究不是为了单纯地研究文人心态，而是为了更好地揭示文学思想史的内涵、性质等。比如我所著《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就是研究王阳明心学是如何进入士人内心并塑造他们的人格、心理、情感状态，同时又如何影响他们对文学的看法的。研究中晚明士人心态，是进行明代文学思想研究的前提工作。

我在这方面也做出一些探讨，特别是在文献使用上，哪些材料是最能表达文人心态的？在中国所有文体中，最能表达人们直接心理的无疑是书信，但写给谁很重要。比如明代袁宏道辞职时写了很多书信，有写给上司、朝廷的，有写给朋友的，还有写给亲人的。同一时期、同一作者、真伪没问题，到底哪封书信更能表达其真实心态？真实程度是不一样的，作为证据的作用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只有把这些综合起来分析，才能探讨他真正的心态是什么。又比如不同文体之间的比较，骈体文是一种形式化的文体，离表达真实心态就会远一些；诗歌则多是直抒胸臆，表达文人心态就会更明显一些。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比较分析，就不可能进行准确的文人心态研究。

学术周刊：学术研究中，不可避免会涉猎多种文献资料，在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您的取舍原则是什么？

左东岭：涉猎、搜罗、阅读文献要“竭泽而渔”，务必读完所有的文献。做一个朝代或一个阶段的文学思想研究，常常是百不得一，读了一百本书可能只有一两本有用，不读又可能漏掉重要的文献。但使用文献要精益求精，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文献。表面看，文章中只引用了几条文献，但实际阅读了很多书，知道相关文献已网罗无遗，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分析才有底气。特别是文学思想史，涉猎领域比较宽泛，文献很多，读起来很枯燥，需要像工匠一样一本书一本书地翻、找、读，最后综合起来才会出成果，这就意味着文学思想史是一门很难做的学科，需要坐得住，没有捷径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