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重要标志在于中国文学的进步，而中国文学的进步首先在于中国文学思想的进步。中国古代文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取得了伟大卓越的成就，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适应、诠释甚至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深谙传统文化精髓。本期学术周刊特别邀请左东岭委员来阐述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探讨传统文化对促进当下学术繁荣的意义与价值。

左东岭委员近照

真实完整地认识中国文学思想

学术周刊：按现代文学观念，文学研究分为哪几个层面？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属于哪一层面的范畴，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相比，有何不同？

左东岭：按现代文学观念，文学研究分为三个层面，即文学史研究，研究作家、作品、文献、风格等；文学批评研究，研究人们如何评价作品等；文学理论研究，研究文学观念、形态等。中国文学思想史由“文学”与“思想史”两部分组成，从历史角度它属于专门史研究，从文学角度它属于文学理论研究，同时它也牵涉文人心态研究，所以目前被定义为交叉学科研究。大多新兴学科都是交叉学科，没有交叉，就很难产生新方法与新结论。

思想史与批评史相比，后者只以文学理论批评的文字与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前者则不仅从文学理论批评的文字与文献中概括文学理论，而且从文学创作实践中提炼文学思想，简单来说，中国文学思想史就是把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相结合起来研究中国文学思想。

什么是中国文学思想？即中国古人对文学的认识，这不仅包括在理论批评的文字与文献中，也包括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比如李白很少有关于理论批评的文字，但不能说他对诗歌没有认识，从他的创作中可以体会到他对诗歌的见解。由此可见，中国文学思想史大大拓展了传统研究领域，同时弥补甚至纠正了传统理论批评与研究的不足与缺陷。

学术周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罗宗强先生建立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并提出系统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您有哪些继承与创新？

左东岭：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将罗先生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概括为四点：求真还原的研究目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连接社会文化与文学观念的中介———士人心态研究、坚持审美研究的原则。在罗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我做了细化、完善、纠偏、拓展这四方面的工作。

关于细化，比如罗先生在写断代史或通史时提出了将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方法，但对于如何结合，罗先生来不及进行具体详细的总结。我结合罗先生的实践，提出三种关系：以创作实践弥补理论批评之不足；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形成圆满的互补；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矛盾所体现的文学观念的复杂性。这样一种细化，使学者在进行实际操作时更容易把握。

关于完善，实际是对罗先生学术思想的补充。罗先生写通史时，关注的是每个朝代文学思潮的变化，我在研究中明确提出史学品格，即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是一种过程性的研究，大到一个朝代小到一个人，其文学思想不是静止的，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其实罗先生在研究过程中已显示出这种倾向，我则将其具体提炼了出来。还有立体性把握，既然是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相结合，那么中国文学思想史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侧面的。横向的立体性和纵向的过程性，构成文学思想史的重要特点。

关于纠偏，在中国文学思想史成为一门学科后，很多人觉得这种研究方法很好，但在使用中发生了一些偏差，比如在探讨中国文学思想史产生原因时，其研究会涉及政治、哲学、宗教等很多领域，但有些人跑到这些领域中就不回来了，研究方向发生了偏差。当然，要发展就有可能走向偏差，纠偏工作是在一个学科发展中不可缺少的。

关于拓展，在罗先生的研究基础上，我将研究领域拓展到易代之际与地域的文学思想研究。罗先生在写中国文学思想史时以朝代作为分期的基本格局与单元，但其实历史并未因朝代更迭而断裂，相反，易代之际正是文学思想活跃的一个时期。同一代人，陈子龙被划在明代，钱谦益则被划在清代，人为地把这些人按朝代切开，不可能完整地了解他们及其所处时段的文学思想。我目前在带领国内一批学者做一个“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试图把断裂的历史链条重新连接起来，实际也是配合了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研究。中国古代地域辽阔，江南文学、东北文学、西北文学等地域文学实际都有很鲜明的特色与很丰富的思想，我认为还应该把思想史研究拓展到更大的空间当中去。这样就把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做出很大拓展，使其内容更丰富。

中国文学思想史是20世纪以来少有的中国学人自己提出来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我们应该将其做得更圆满、更鲜明，才能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当然最根本的目的，是更真实更完整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与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