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家的来了！”

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的人数，一直有不同说法。一是由于当时对出席会议的人员没有严格的限制；二是由于三次会议的实际参加者各有不同，但因条件所限，并没有完整的人员统计资料。据延安精神研究会的高慧琳女士考证，三次会议的参加者从七八十人到150人不等，实际参加座谈会的大约有140人。即使5月23日那天的座谈会，合影的106人也并不是参加座谈会人员的全部。事实上，有人跑到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观看，误了拍照时间；有人去了厕所，所以没有拍上；也有人因对拍照不感兴趣，没有参加拍摄。但当时在延安担任文艺领导和从事实际文艺工作的代表性人物，基本上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座谈会后，“鲁艺”人率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

陕北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扭秧歌，但1943年春节注定是“鲁艺人”的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斗争秧歌”）和演出的“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上喜闻乐见，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鲁艺家”是老百姓对鲁艺宣传队的一种亲切的称呼。

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宣传队的明星，他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说：“看王大化去。”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讲话》全文的正式发表，则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它是在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这两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讲话》的正式定位，使它成为了文艺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文件。

《讲话》正式公开发表后的一个时期里，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掀起了学习《讲话》的高潮，并创作了一大批标志“延安文艺”繁荣的代表性作品：长篇小说有欧阳山《高干大》、柳青《种谷记》、赵树理《李家庄变迁》、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等；短篇小说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荷花淀》等；新编历史剧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新编秦腔剧有《血泪仇》《穷人恨》等；民族新歌剧有《白毛女》；新民歌体叙事诗有《王贵与李香香》等；新民歌有《东方红》《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还有大量表现工农兵的文艺特写、报告文学，大量新木刻画……

这些具有典型的解放区文艺标高的文艺作品，在当时就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即使到今天也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代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

（本文作者梁向阳为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