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门提高”不合抗战时宜

1942年5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应时而为”的产物。

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来概括。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所谓“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所谓“四大山头”，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陕甘宁边区文协。当时，延安有影响、有成就的文艺家大都集中在“鲁艺”与文抗两大阵营。

以“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鲁艺”为例，就存在着种种不足。1940年后，“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具体表现在：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师生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陕北方言，“什么也不懂”的意思）！”从艺术培养的角度来讲，“关门提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不合抗战时宜。

曾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著名作家严文井也回忆：“学校四周住的都是农民，但我们却不同农民往来。除了有时候向他们买西红柿和甜瓜，才同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说说话。”“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艺术家。农民当然不在我们眼下的，我们彼此高谈阔论，上下古今，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农民算什么呢？他们没有文化，啥也不懂，而且连‘百分’也不会玩儿，身上只有虱子。于是我们有的人坐在窑洞里，就写自己五年以前，或十年以前的爱情。”

当时，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说：“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的罪过?！彼耪佟扒昂蠓降那垢俗佑氡矢俗幽芄磺酌艿亓掀鹄础?。

事实上，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还没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