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策略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张桃林：

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做法

放眼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虽然国情、农情不同，推进现代化的路径也不尽相同，但均高度重视职业农民发展，其相关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第一，普遍重视制度保障。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均通过立法，明确农民的地位、教育培训实施机构、教育培训重点、发展模式等，强化责任与义务、经费投入等制度。如美国1862年颁布的《莫里尔法》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法案，对农民职业化、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等提供了法律保障；加拿大推行“绿色证书”制度，不获得绿色证书就不能成为农民，不能继承或购买农场。

第二，普遍重视资格准入。受农业产业最终产品性、土地资源稀缺性影响，政府通过农民职业资格准入、扶持协会组织等方式促进农民职业化。如法国政府建立多种培训机构，规定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只有取得教育合格证书后，才具有经营农业的资格并且能享受国家的优惠贷款及补贴；德国建立完善的职业农民资格证书制度；英国的农民职业资格证书分为农业职业培训证书和技术教育证书两大系列，以确保宝贵的农业资源让高素质的农民来使用和经营。

第三，普遍重视农民教育培训。农民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以政府资金为主，比如英国农民培训经费70%由政府承担。构建完善的体系，比如法国、日本等整合多种资源构建农业教育体系，满足不同层次农民的教育培训需求；德国、韩国等农民教育培训强调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合作，体现出政府、企业和个人联合供给、共同支撑的特征。

第四，普遍重视持证农民的政策扶持。给予持证农民政策扶持和优惠，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日本政府多种政策性补贴资金以及贷款优惠政策向“认定农业者”倾斜。美国、法国资助支持务农者创业。韩国对新村运动中先进人物典型制定“奖勤”政策。

第五，普遍重视青年农民发展。为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美国提出“新农民和农场主发展计划”，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新设了“青年农民计划”，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赞助青年农民的安置和培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积极学习借鉴有益国际经验和做法，锐意创新、不断进取。

中国农业大学前校长 柯炳生：

扩大农业类高等院校招生比例

近20年来，农学类本科招生数量增长1倍，本科招生从3万多人增加到6.7万人，专科类从不到2万人增加到6万人，绝对数量增加很快。但是，农学类在整个本科生的招生比例中是大幅下降的，20年前农学专业的学生占6%，而现在只有1.7%。这1.7%是远远不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农民的职业培训任务极其艰巨。

我有两点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农业职业教育，主要是增加农业院校的招生指标，加强农业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的建设投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农业支持补贴项目，动辄就是几十亿、几百亿，而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应当带头，不能每年只增加百分之几，而应该增加好几倍，用于这方面投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叶兴庆：

重视“三乡”人才回流农村

国家的涉农财政资金很多，怎么能够用到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身上？更重要的是农业金融，金融怎么样适应农业的生产特点？农业生产中很多东西是不能抵押的，金融该创新，来适应农业的这个特点，包括成立担保公司，政府提供征信信息担保，还有通过杠杆效应来撬动更多资金支持新型职业农民。

新农人最有可能从什么地方成长出来？有研究报告对现在的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做过研究，发现其中大概60%的人曾经在外面打过工，或者是在外面上过大学。当然还有些人曾经当过农技推广人员、企业管理人员。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启示——未来我们培训的重点要投向哪里？一方面当然是还在沉淀在农村里的农民，占总人口数量的27%，大约还有2亿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能够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寄予厚望的新农人，恐怕还要拓展思维，就是所谓的“三乡”人才，即返乡、回乡、下乡人才。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党委书记 杭大鹏：

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制度

未来3—5年，我国职业农民制度将全面建立，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结构将更加优化，素质将不断提升，发展将更为协调，新型职业农民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人才支撑作用。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的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将在职业资格认定、学历教育、政策扶持等方面获得较大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