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被列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到今天各地纷纷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应该说都是顺势而为，国情变了，政策当随之而变。

从2011年开放“双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孩”，8年来在人口政策的激励下，新生人口缓慢增加，但并未出现预想中的“婴儿潮”。2017年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新生人口数较2016年反而降低了63万，出现负增长。为促进生育，最近，许多省份出台鼓励政策，社会上要求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年轻人似乎并不买账，尤其是在大城市，生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导致许多人“惜生”。

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提出：生孩子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伴随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

为了让更多家庭“敢生”“愿生”，鼓励生育政策也应当措施精准。

一是增加产假。这是简单有效的一个好办法。比较典型的是德国，从1927年的6周延长到1992年的3年；俄罗斯的产假时间更是从初始的12周延长到4年半。另外，男性的陪产假和育儿假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如瑞典就规定，在孩子满8岁前，父母有权享有共计480天的育儿假。

这当然要参照具体国情。关键是，让企业独自承担产假成本是不合理的，为此国家应针对有休产假男女职工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补贴，或税收返还。

二是税收优惠。比如个人所得税，考虑对育儿家庭的相应支出予以专项扣除已经提上日程，要尽快拿出实施细则。

对家庭直接实行税收减免是国际上鼓励生育通行做法。例如，在美国规定每个孩子每年可减免400美元。西欧国家还按家庭子女数规定不同档次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子女多的夫妻一方免除个税。

三是奖励现金。有人甚至提议要拿出GDP的2%~5%来奖励生育，这当然要考虑国家财力。以法国为例，生育1孩每月可领177欧元津贴，直到孩子3岁；3年内生2胎，孩子6岁前每月津贴达600欧元；生3胎，政府全负责孩子到18岁，每月津贴为900欧元。

生育补贴是发达国家普遍执行的一项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如果要取得效果，需要耗费巨大的政府财政预算。要选择国家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支付能力时给予生育财政补贴。等到经济放缓、养老负担加重、财力捉襟见肘时，再鼓励生育就可能力不从心了。

四是职场平等。即要从用人制度上，比如女性职场待遇等方面入手，改善育龄妇女的职场地位。众所周知，女性孕期哺乳期影响工作，许多单位在招聘时对女性职场就做出限定。近年来女性只是男性收入的七成，且窘境并没有改善势头。对此必须从用人制度上改善男女不平等状况。这方面既要有法律强制，也需要政策优惠，同样不能把负担推给用人单位。

五是就学保障。孩子读书是父母最为关心的问题。要出台到位的政策，真正解决孩子读书难的问题。一方面学费要降下来；另一方面要做到学校均衡发展，不能让孩子再面临择校等问题；再一方面是不要让家长再担忧教育公平的问题。

此外，年轻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所以应把学前看护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也可参照台湾地区相关政策，将原本规划补助保姆或私立托育机构的政策改为直接补助家长。规定加入享受公共育儿政策的托儿机构和保姆两年内不得提高服务收费。

六是住房保障。有言道，高房价是最有效的避孕药。大城市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但房价高企，也会吓退许多人。鼓励生育自然要考虑解决住房问题，通过降低房价、租房补贴、“租购同权”等精准到位政策，分门别类，让每个育儿家庭买得起房子、租得起房子，并享受同等权益。

为避免掉入“低生育陷阱”，保障人口世代平稳更替，激活全社会活力，从宏观上看，中国人口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并最终将生育率稳步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从微观上看，应该把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作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础，精准措施应从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施策以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人们愿意生、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