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之子刘育伦对父亲自己做照相机一事记忆犹新：

小时候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父亲教我们摄影了。父亲非常喜欢摄影，当时我们家里有暗室，可以自己冲洗照片。父亲曾经自己给我们做过一个照相机。那个照相机不像现在的照相机，是拿硬纸壳做成的，镜头也不是玻璃的，而是一个针孔，利用针孔来成像。照相机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小孩子晚上早早地就睡觉了，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捣鼓。那种照相机当然是十分简陋的，但是也能照出相片来。

那时候我们住在大阮府胡同，他和我们几个孩子兴高采烈地拿着照相机去到院子里。对着静止的事物，打开快门，过个二三十分钟关上快门，照片就算照好了。那时候胶片也不像现在的胶卷，是一张一张往外抽的，我也说不大清楚。后来在照相馆里还用这种照相机。

2000年上半年，刘育伦电话告知江阴市博物馆馆长唐汉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社会名流写给父亲刘半农的书信被发现存于人民大学。据刘育伦回忆，最初这些信是由他收藏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刘育伦家从北京迁至东北，于是把书信存于岳母家中。但是“文革”期间，其岳母遭到抄家，书信被搁置于北京市某派出所。他推测，可能是派出所交到人民大学统战部的。在刘半农子女的请求下，中国人民大学同意将这批史料交给江阴市刘氏兄弟纪念馆保管。

在徐悲鸿写给刘半农的5封信中，主要是想委托半农先生将其画拍成照片，参加德国柏林某著名杂志举办的美术作品展。这些书信有的只是一些留言纸。原因大约是刘半农在北大时，平时有课才会到学校，因而即便在同一学院教书的朋友，平时也很少见面，于是用留言互相交流?？芍っ髁醢肱┑笔钡纳阌疤爻ぴ诒本┐笱轮幸丫辛嗣?。

艺术教育家王森然先生评价说：“先生生平勇于任事，所见皆足珍贵，其美术摄影中诗意之浓，为一般摄影家所不及”。正是出于刘半农“勇于任事”的性格，在中国第一个知识分子摄影团体———光社发展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担起了光社领军者的重担，直到光社的烛光熄灭。

编辑《光社年鉴》

加入光社后，刘半农参加了光社的第四、第五次作品展览。第七次展览他有25幅作品参展，1932年的影展有26幅作品参展。刘半农很快就成为北京摄影界的活跃分子，在摄影圈中颇负盛名。光社也因刘半农的学术地位而再次引起舆论关注。

刘半农加入光社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筹划以年鉴的形式编辑出版社员的摄影作品集。1927年、1928年的两集年鉴都是由刘半农亲自编辑，同时主笔撰写序言。自古以来国学著作，有通史、有通鉴，唯这“年鉴出自西方”。光社年鉴更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摄影年鉴。

《光社年鉴》第一集，是光社1927年第四次公开展览的社员作品集，于1928年1月1日出版。北京光社第四次影展后，参加影展的16人各自选出摄影作品2至5幅，共56幅，收入当年的年鉴。16开本铜版精印1000册，年鉴中刊有刘半农写的《序》，陈万里撰写的《小言》和汪孟舒的《北京光社小记》三篇文章。三位文章作者分别就自己的观点陈述了办社宗旨和光社历史，内容要点有所不同。

1928年第五次影展后，由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周志辅4人担任审查员，从15位社员的展品中评选出68幅摄影作品，编辑成《光社年鉴》第二集，于1929年1月1日出版，也印行1000册。第二集比1928年出版的第一集，在内容上又有所扩展，文稿除刘半农的《序》外，还有两篇长篇讨论摄影技艺的论文。一篇是社员王琴希的《摄影用干片速度之变迁及其与显影液关系之研究》，另一篇是刘半农《没光棚的人像摄影（半农谈影之余）》。似乎还在体现光社“研究”的宗旨。必须附带说明，出版第二集年鉴的时候，北京已经改成了“北平特别市”，如此情况前后两集年鉴的名字也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光社年鉴》选刊的作品，完全出自光社社员之手。编印也是社员利用业余时间完成。1912年，刘半农中学毕业后只身前往上海谋求职业。经过朋友介绍，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时事新报》和中华书局当编辑，所以编辑出版工作由他担当最为得心应手。书的扉页上，署有刘半农的大名和头衔，以他当时在文坛的地位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也给年鉴增色不少。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摄影艺术年鉴。1929年第二集出版之后，光社的活动也就逐渐减少，社员也有不少离开北平，所以《光社年鉴》前后只出版了两集。

两集《光社年鉴》的销售，颇值得一提。第一集出版后，当年就卖出800余册。严格地说，光社成员大多数是薪俸阶层，当年教授的薪水虽然比底层工薪者高出百倍，但在北京要租住公寓、养家购书、往来应酬等开销，清贫终为本色，与后来上?！盎纭辈荒芟啾取Ｉ虾；绯稍敝杏幸恍└辉５纳探绱罄?，如经营化学染料的商人张珍侯、《时报》发行人黄伯惠等，对华社都有资金支持。

《光社年鉴》照例刊登广告外，在发行销售上，可以看出他们经营有道，编者声明：“每集限印1000部，卖完不再添印，定价视存书之多少为标准，存书愈少，则定价愈昂?！泵坎峋斜嗪牛?00本非卖，供社员用。如此下来，第一集的销售，最后还小有赢利，还提高了年鉴本身的收藏价值。其实他们是学习了书商的销售办法和现代市场原理。这两本年鉴是中国最早的摄影艺术作品选集，随着年代的推移，它对中国摄影艺术发展的影响和保存早期摄影艺术作品，越来越显示出其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已经成为研究中国摄影艺术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北京有位热衷收藏古旧摄影文献的先生，叫赵俊毅，他不仅收藏有全套《光社年鉴》，并且还注重在民国旧报刊中寻找摄影史料。不久前他告诉我：在1927年11月27日《世界画报》第112期刊载了张学良预订《北平光社年鉴》的亲笔信。信是写给北京真光摄影社的，称“内寄现洋票两圆，将光社年鉴请分神代订一本”，信是张学良从保定行辕发给北京真光摄影社老板的，也可以推断，这一举动也许是经过策划的营销手段，因为张学良不仅一直在背后支持一些北方摄影家，如张印泉、冯武樾等人，还给《北洋画报》等一些娱乐报刊以资金支持。有多种文献材料足以证明《光社年鉴》的发行在社会上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

《光社年鉴》的社员作品均以姓氏笔画排列，不分尊卑幼长，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西方民主思想和艺术上的平等精神。《光社年鉴》的出版，为中国摄影文化保存了发展初期的历史面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