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拓文化的传承

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人才辈出，成果丰硕。清代学术研究的主流为“乾嘉学派”。而金石学因专注于古代器物的文字辨识、词义考证等研究，与“乾嘉学派”在研究主体上刚好汇流，甚至融为一体，两者互为助力，终将金石学推向了巅峰。

清代金石学研究空前繁荣，先后有《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捃古录金文》《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古泉汇》《金石索》等书问世，均为卓有见地的金石学创获。至晚清，罗振玉和王国维集金石学之大成，马衡所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则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学术的繁荣推进着传拓的发展，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许多古代金石器物的专项传拓，在清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对青铜器、铜镜、兵符、砖瓦、封泥、钱币等单项的细分精拓。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将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也囊括进来，而甲骨文的拓印对传拓技艺的要求更高，难度也更大，这也促使传拓的工艺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单就传拓文化而言，清代是推动传拓从单纯技艺走向综合艺术的关键时期，先后出现了两位在传拓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六舟和尚和陈介祺。

释六舟，俗姓姚，名达受，浙江海宁人。早年出家于海宁白马庙。对诗书画印无不精通，尤擅传拓，堪称一绝。六舟在自撰年谱《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自序中，曾忆及早年访碑传拓的经历：“壮岁行脚所至，穷山邃谷之中，遇有摩崖必躬自拓之，或于鉴赏之家得见钟鼎彝器，亦必拓其全形?！贝舜λ怠巴仄淙巍?，即是六舟最拿手的绝技“全形拓”。

全形拓是指依照古器物的原形，拓出其立体的形貌。如果说此前的摹拓只能还原平面，颖拓则须借助毛笔“画”出原形，那么全形拓的出现，则意味着以传拓的方法，“拓”出器物的立体图形，这不啻是传拓技艺的一次“革命”。六舟或许并非全形拓的唯一发明者，但把全形拓发扬光大以致为金石学界所推重，则六舟堪称翘楚。

六舟的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位将绘画引入全形拓的艺术家，其代表作就是传世名作《剔镫图》。所谓剔镫，即用细铁针或竹针，剔除铭文或纹饰上的铜锈。这幅作品分别拓出一件汉代雁足灯的侧面和倒置两个角度，妙处在于拓片底部又请画家陈庚精绘六舟小像，一作摩挲古器状，一作握针剔锈状，形象萌态可掬。由此，传拓从古至今主要为复制图文的传统功能，被拓展为主要表现艺术情貌，从复制到表现，传拓不再是一种单纯复制工具，而变身为一种主要供人欣赏的独特艺术品。这种无声的演变实自六舟起始。此外，六舟还拓制了许多古砖的全形，延请当时的名画家们添绘梅兰竹菊花卉草虫，使古物拓片与时令花鸟融为一体，并冠以一个富于诗意的名称“古砖花供”，开拓出风行后世的博古清供的一脉新风。

除了将传拓与绘画融合，六舟还有一项值得称道的贡献，就是创造出“八破图”的新形式?！鞍似仆肌痹ㄔ从诖辰趸叶鸦婊?。锦灰堆相传是元代画家钱选所创，又称“八破”“打翻字纸篓”，它将破碎不全的古旧书画、拓片、古书等文房雅物，通过复杂的重叠堆积关系来构成画面，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井然有序，颇具现代三维视觉艺术的特点。而以传拓的方式来表现与锦灰堆相类的传统题材，无疑是六舟的一大创新。

继六舟而起的陈介祺，是清代集金石、传拓和收藏于一身的集大成者。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坊人。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本可在京城做他的太平官，只因看不惯官场积弊，借母丧归家，再不出仕，从此潜心金石，痴迷收藏，广招能工巧匠，将自家收藏的数以万计的碑刻、造像、陶器、印章、铜镜、砖瓦等分门别类，精工细拓，使其簠斋成为一时无两的传拓重镇。稍晚的金石家叶昌炽曾在《语石》盛赞陈介祺，称其“拓法为古今第一”，“齐鲁之间，皆传其法。”

陈介祺对传拓文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不但亲力亲为直接参与拓工之事，而且以其丰厚的学养和经验，将传拓技艺上升为一门学问。他与老友潘祖荫经常以书信研讨传拓的专业问题，包括用纸用墨水分干湿墨色浓淡捶拓手法乃至?；て魑锏龋杂芯铰凼?。潘祖荫后来将这些书信中的核心内容汇编成书，即陈介祺的《传古别录》。这是传拓文化史上第一部专业性著作。单以这本薄薄的小书，陈介祺就足以成为传拓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金石学在20世纪初的巅峰时期，遇到了来自西方的强力冲击，开始走向衰落。“新学”之兴，将所有传统学术和技艺皆视为“旧学”，在百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破旧立新”风潮中，传拓就像许多传统文化一样，遭受了无情而彻底的打压和损毁。加之十年浩劫中，无数古物被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传拓事业一度处于人亡道衰的境地。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才慢慢恢复元气，出现了一批传拓技艺的传承人。在2012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的首次“中国传拓技艺展”上，展示了13位当代传拓艺术名家的作品。这固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大事和好事，但同时也令人感到忧心，泱泱文明古国，千年传拓文化，只有区区十几位传承人实在是人数太少，势单力孤。普及和弘扬古老的传拓文化，任重而道远。

传拓文化，一方面要传承，另一方面也要发展和创新，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在推动传拓文化走向新时代，让古老的传拓文化与现代文明接轨、与现代生活相融等方面，目前已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端倪。在当下的书画展览中，不时可见传拓作品的身影，在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里，拓片已成新的构成要素。单讲传拓艺术本身，近年来也凸显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尝试，譬如河南李仁清的高浮雕造像全形拓、山东淄博张洪雷的“太湖石拓”和广东深圳李瑾的“我拓我家”。李仁清在全形拓的基础上，将以往很难表现的高浮雕物体以创造性的拼贴方式得以实现，张洪雷则将全形拓的题材引向大自然，以天然太湖石为主角，创作出一批明暗凹凸、光影分明的传拓作品，引得众多书画名家为其题跋，令传拓艺术别开生面；李瑾则将传拓的触角伸向普通家庭，从而突破了过往传拓技艺大多局限于皇宫秘府、文博内苑以及非富即贵的收藏密室等藩篱，直接迈进了当下生活，她把自家的梳子勺子凳子柜子等，凡是有花纹有美感的器物都拓出来，请朋友题跋供众人观赏，其《我拓我家》系列展览已在全国五城市举办了7次，受到普遍欢迎。2015年还因其实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的高度融合而入选《东方视觉·华人艺术大展》，在联合国总部大厦展出。这些颇具新意的做法和玩法，无疑为古老的传拓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