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发展,进入新的世纪,甚至走得更远。百年现代文学仅仅是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开幕式。又正因为它具有整体性、未来性、发展性等特点,所以现代文学史是不确定的,随着生活的发展变化,会不断出现新的作家、新的形式、新的文学,我们通过研究未来出现的新文学现象,对整个文学史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所以,现代文学史是一部没有定论、也不可能定论的文学史。这也是我们在1988年提出“重写文学史”的理由,文学史是需要不断重写、不断创新、不断加入新的内容的。这就是文学整体观的基本内涵。

学术家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您在文学史研究中先后提出“民间理论”“无名与共名”“先锋与常态”“潜在写作”等学术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人认为:正因为有了像您这样一批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我们学科才有了建构本土话语体系的可能,才有了文化自信的基础。您在提出这一系列自成体系的话语建构时,正是学术界大量引进西方学术话语的时候,来自西方的新名词、新概念一度在中国学术界狂轰滥炸,您这样做有没有纠偏的意思?

陈思和:这是两回事。我要强调的是,虽然我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提出过一些有针对性的新概念新术语,也被有些青年学者所接受,但我从来没有自觉意识这是在营造本土话语。像我们这一代从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对于西方新的学术理论、学术观念包括一些新的概念术语都是怀着天然的敬意。我们是从一个相对闭塞、自以为是的文化环境里走出来的,当年在大学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国外理论著作,吸取西方先进理念、树立新的人类理想的学习过程,现在想起来都是历历在目,令人激动。

我很少直接引用西方的理论术语来解释中国现当代文学,那是因为我的研究都是有意识地从实践出发,在文学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我提出的这些理论话语,包括一些文学史研究的方法,都是为了解决学术上的实际问题而建构的。这里当然也融汇了西方理论资源,只是我已经把它们消化了,成为自己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譬如对民间理论的提出,我讨论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问题,但是民间理论是巴赫金提出来的,我觉得用来解读贾平凹、莫言、余华的小说特别合适。我讨论民间文本隐型结构是借鉴了西方原型批评的理论,并且举一反三而形成的。其他如法国萨特、卡缪的存在主义理论、荒诞理论、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与集体无意识等理论,都是我一向心仪的,也都贯穿在我的文本分析中。我后来提出文学的恶魔性因素、世界性因素、先锋与常态,都是来自西方理论和文学传统。我有很长时间学习比较文学,学习西方文学理论,只是我不喜欢炫耀,更不会一知半解就拿来套用中国文学。我经常告诉学生,不要把中国文学仅仅当作证明外国理论普遍价值的一个注脚,但不等于我们一定要拒绝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拜倒在老子孔子话语的脚下。

赓续文化脉络展示文化自信

学术家园:百年新文学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何体现着文化自信,延续着中华文化的根脉?

陈思和: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百年,古人说,百年积德。也就是说,一百年了,可以积累一点经验,百年不过三代人,三代人就可以有传承有发展,传统就隐隐约约地形成了。中国新文化应该是一个学科。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有个朋友与我闲聊时说过这样一个想法,我至今还很赞成:中国应该有一门学科,叫做现代学。现代学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它的内容是现代的,语言也是现代的,进而研究问题的思维方法也应该是现代的思维形态。新文学白话文就是一个标志。这是与古典学相对应的学科,讨论研究的是现代文化的种种方面,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语言等各个领域的问题,这也是指向未来发展的学科。现代学与古典学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更应该起到主导的作用。我们研究学问都应该立足于现代,立足于实践;古代传统在今天现代社会建设中能够产生积极意义的,才是我们需要继承发扬的优秀传统,如果没有积极意义,那就是死的传统。这是理解传统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传统不仅可以被容纳到旧文化传统中去延续香火,开拓未来,而且古代文化传统(旧传统)是通过新文化传统的检验、批判、重新解释以后,才得以复活传承,才会有新的生命力。这个关系不能被倒置,套用孔子的话说:未知生,焉知死?如果我们不知道现代文化发展的状况,没有现代的社会实践,又如何会知道旧文化传统中哪些是有生命力、哪些是早就枯朽了的?

再说文化自信的问题。我认为,文化自信主要是体现为我们要对国家民族文化有充分的信心。至于我们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照我的理解,一是拿来主义,二是多元主义。拿来主义是鲁迅提倡的,他大致说过这样的意思:汉唐时代的汉民族文化吸收了大量西域元素,就是因为那个时代中国比较强大,文化比较多元。而到了元代清代,汉民族文化自身衰弱了,才会有意识地拒绝外来强势文化,企图用自我封闭来挽救濒临灭亡的所谓本土文化。真正的文化自信就要求我们理直气壮地去面对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吸取应该吸取的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营养,抛弃已经过时的封建落后的文化。这样我们才能够平等地与别的国家民族进行对话。其次是多元主义,就是要相信,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人口那么多,中国文化存在于地球上,就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太主张用“走向世界”这样的口号,好像中国不属于世界似的,还需要特别去“走”进去,求得人家的承认。但是各个国家民族不同文化之间需要平等的交流,不是需要求同存异,世界文化本来就应该大放异彩,而不是以前殖民主义时代所强调的先进文化消灭落后野蛮文化,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本身就是极其野蛮的。

学术家园:您刚才说到文集前三卷是文学评论,最早一篇是发表在1978年8月22日对《伤痕》的评论,最近的一篇是2017年4月20日对《芳华》的评论,时间跨度长达近四十年。您一直坚持在文学评论领域有所开拓,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陈思和:我学习写文学评论的时间较早,开始是在197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卢湾区图书馆写书评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在当时主流话语阴影下写作的,这次编文集我没有收录这些文章。我选了进大学以后为支持《伤痕》而发表的评论文章作为我的学术生涯的起点。伤痕文学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也是“文革”后现实主义文学重新崛起的起点。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明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愿意把我的写作道路与这两个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

文学批评,某种意义上说,是主观性很强的写作活动。批评是有选择的。从1980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关注几个作家,几乎贯穿了近四十年的评论。我不是一个来者不拒、什么作品都能够解读的评论家,只有与我的兴趣或者某种隐秘的生命要素吻合的作品,才会激起我阐释的兴奋。我是借助批评诉说我自己内心的某种激情。我曾经把批评与创作比作一条道路两边的树,相看两不厌,一起慢慢生长,不离不弃。我的评论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基本上符合这样一种关系。

学术家园:您能否对自己四十年的学术道路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陈思和:我的学术道路大致分为三个方向:第一,从巴金、胡风等传记研究进入以鲁迅为核心的新文学传统研究,着眼于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实践道路的探索;第二,从新文学整体观进入重写文学史、民间理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等一系列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探索,梳理我们的学术传统和学科建设;第三,从当下文学的批评实践出发,尝试去参与和推动创作。总的来说,我很惭愧,我们这代人学习起步太晚,在还没有充分知识准备的时候,就被时代过早地推到了社会上工作,虽然多了一点阅世经验,但是能够学到的知识太少,恢复高考后有幸在大学里补课学习,但毕竟离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学者所需要的学识准备,有很大的距离。四十年来,我一直是抱着学习的出发点来研究各种学问,这七卷文集也仅仅是我学习过程中写下的一点心得体会,也可以看作是我四十年来的一份作业,今天交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