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依然艰巨

尽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明显,但从经济发展提质增效长期目标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存在不协调、不到位、不配套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

不协调主要表现在旨在推进宏观经济再平衡的“三去”力度不均,影响了改革的整体效果。五大任务中,房地产去库存成为地方政府的优先选项。但在地方投资冲动下,房地产去库存容易演变为房地产热,有可能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一是房地产过热将对上游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产生短期刺激,延缓去产能步伐。据中钢协数据,2017年1月上旬重点钢企粗钢日产170.91万吨,比上期增产4.53万吨,部分地条钢生产企业有死灰复燃迹象。二是房地产投资比重过高将挤出制造业投资,加剧投资“脱实向虚”问题。2016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为负8.5%,而同期房地产累计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8.1%。三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居民金融杠杆迅速提升,放大了资产泡沫和局部金融风险。2017年1月,“新增信贷即房贷”现象不再,但新增贷款中居民中长期贷款高达6293亿元,同比增长31.6%,这将大大改变居民的储蓄与消费倾向,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不到位主要表现在旨在激发增长活力的补短板用力缺乏针对性,迟滞了宏观经济全面复苏步伐。就目前各地出台的措施看,补短板用力缺乏针对性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一般通用技术的重视程度不够。一般通用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增加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这类技术具有较大的外溢效应,需要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但从各地实践看,投资政策偏重于应用型技术,对一般通用技术的扶持乏力。二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向城市倾斜加重?；∩枋┖凸卜裢度刖」艽嬖诮锨空獠啃?但随着投入增加会产生“拥挤”,出现投资的增长效应递减。三是基本农产品供给滞后于需求增长。农业生产率的持续改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持续深入的重要前提。2016年我国食品价格上涨4.6%,影响CPI上涨0.9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上涨过快反映了农产品供给滞后于需求增长,根子在于我国小农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率长期持续改善的制约。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会导致劳动力从二三产业回流,从而出现过早去工业化趋势。

不配套主要表现在重点领域改革不到位,制约改革红利的有效释放。部分领域改革不到位,不但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成效,而且增加改革的预期成本。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垄断行业改革有待深化。近年来,我国企业的交易成本、运营成本总体偏高,加上用工成本持续上升,生产经营面临不小压力。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本行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以降低关联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但交通、电信以及部分公用事业等行业收费情况说明,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任务十分艰巨。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待突破。2016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降至8.6%,但就业比重仍接近30%,主要是农村土地制度制约了农业的集约化生产。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总面积为66.9亿亩,包括55.3亿亩农用地和3.1亿亩建设用地,市场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超过30%,但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 从四个方面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巩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仍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度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从四个方面着力。

处理好短期稳增长与长期增潜力的关系,着力在去杠杆和补短板上见成效?！叭ヒ唤狄徊埂蔽宕笕挝袷且桓鲇谢?任何一项任务“单兵突进”尽管能取得短期效果,但如果缺乏其他任务的协同推进,会产生新的市场扭曲和不适当市场预期,进而削弱长期增长的潜力。因此,目前对房地产问题,要从长期眼光辨症施治,避免因政策过头而导致“大起大落”现象。同时,要瞄准转变发展方式和提高增长可持续性目标,兼顾短期宏观稳定,加强政策协同,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效应。要着力在去杠杆和补短板上下功夫,通过对“僵尸企业”的出清扭转资源错配,通过对劣质资产的重组兼并降低重点行业的资产负债水平,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切实降低企业杠杆,稳定政府杠杆,改善居民杠杆。要充分考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的“拥挤”效应,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落后地区和农村,推动经济协调发展。

处理好减少资源配置扭曲与创新驱动的关系,着力挖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资源配置不优、创新能力不足,是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优化资源配置与推动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对矛盾,前者要求更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推动创新客观上又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来促进。但从我国实际看,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清仍是妨碍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问题,不从根本上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旨在激励创新的公共政策也难以取得应有效果。近几年来,中央与地方在鼓励创新方面出台的政策、投入的资源不可谓不多,但就经济表现来看,政策效果与预期相距甚远。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能有效地缓解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程度,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将增加一半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与实现创新驱动一样,也是提高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重要途径。

处理好“五大任务”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着力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当前存在将“五大任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的倾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事实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是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是这一改革的目标。我们看到,由于认识上的一些偏差,推动“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存在过多地用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方法的问题,导致了新的市场扭曲。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各项改革的协同推进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实现。要加快推进能源、交通、通讯等垄断行业改革,以这些行业的减利让利切实降低国民经济运行成本,改善实体经济发展条件。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尤其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时,要充分考虑非公企业的发展空间,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将更多的农业生产从业人员转移到工业与服务业。

处理好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着力拓展经济增长的外部空间。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外部需求持续疲软。有鉴于此,需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造全面、深入、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要继续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门槛,推进国内高水平、高标准的自贸区建设,完善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最大限度地释放制度红利。同时,加强国际经济协调合作,增进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已经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并于2015年首次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第二大国,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正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新阶段。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切实推进关键项目落地,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为更多优秀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同时,要创新国际化融资模式,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新生多边金融机构,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与国际资本,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

(作者:沈坤荣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