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的殿堂里，像在科学的殿堂里一样，居住着三类人：一类人为了面包而艺术，我们一般称之为“工匠”;一类人为了心灵而艺术，我们经常称之为文人画;还有一类人，不是面包的问题，也不是心灵的问题，他们处在特殊的时代，特别是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时代，他们怀着一种强烈的抱负，用艺术表达一种文化取向。

“这种艺术家非常特殊，我认为潘天寿就是这么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币陨鲜侵泄朗跹г航淌诜毒爸卸砸帐跫业淖芙嵋约岸耘颂焓俚呐卸?。

20世纪近现代中国画四大家之一，这是以往大部分人对潘天寿最直接也最典型的了解。

而今，一场大展、一场研讨会，几乎刷新了所有人对这位艺术家的总体认知，潘天寿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艺术”，而是提升到了一个关乎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度之上。事实证明，在今天重提潘天寿，恰到好处。

那么为何是在当下?潘天寿之于当下又有怎样的意义呢?或许这正是在潘天寿诞辰120周年之际，值得纪念的意义。

与时代扭合在一起的人生

看了吴为山为潘天寿刻的雕像，很多人都说潘天寿不像一位艺术家，更像一位民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人说，如果他去参军，一定是个好将军。

谁说不是呢?很多人只了解他是一位画家，其实对潘天寿自己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而我们还可以认为，他之所以是教育家，是因为他是一个想要救国的知识分子。

“无论是章太炎、蔡元培，还是潘天寿、黄宾虹，他们非常多的都是从中国所谓的旧学问，也就是从那个所谓前现代的学习体系中造就出来的?！敝泄朗跹г焊痹撼じ呤棵魅衔颂焓儆涤邪倌昵把嗣恰敖梢酝贫缁岣锩?，退可以治百世之学”的情怀和人格，并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潘公凯眼里，父亲潘天寿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知识分子：“潘天寿小时候读私塾，打下了国学底子，少年时代就考上了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江南文科的最高学府。那里集中了夏丏尊、李叔同、经亨颐、刘大柏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是一个传播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据点，我们现在把他们称之为民族主义教育家，他们大多留学日本和欧洲，把西方最新的启蒙思想和科学观念都传输进来，主要课程包括哲学、电学、数学、化学等，所以潘天寿是受过正规新式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p>

由此可见，潘天寿的知识结果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传统私塾带给他的传统文化根底，二是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带给他的现代知识结构。

所以他是一个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很发达的人。这似乎是一百年前文人志士身上的共同特征，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想，那就是救国，一部分选择投身革命，一部分选择教育救国，而潘天寿，属于后者。

选择后者，潘天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八底约好挥懈墒轮??！迸斯?，潘天寿知道自己不适合搞政治，说话也很木讷，不适合搞革命，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了画画、教书这样的路子。尤其是受到经亨颐这一代人很重要的思想影响叫作“教育救国”，知识分子把教育救国当成是最为根本的救国方式。这就是20世纪20、30年代知识分子的真诚和可爱。

1917年 潘天寿「浙江一师」时期作文《时势造英雄论》手稿

同时，潘天寿又是跟时代语境紧紧扭合在一起的人，而且从他的孩童时期就已经开始。他虽然生长在沿海偏僻的乡下，那里却是基督教进入比较早的一片土地。

“宁波一带教会跟老百姓相处的并不好，竟然爆发农民的武装起义，武装起义的首领正是潘天寿父亲的同榜秀才。这批武装的农民在被剿灭之前，经过潘天寿的家乡，潘天寿的父亲就以个人明义请这批造反英雄吃饭，几百人人声鼎沸，而正值潘天寿的母亲做月子。母亲因为受到惊吓而去世，父亲也差点因此被清政府处罚。”潘公凯讲述潘天寿从小的经历。

于是，在潘天寿7岁时，就遭遇了东西方文化冲突带来的直接影响，一个孩子就这样被拖进了时代语境之中。所以这一个人的一生，始终在关注着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潘天寿的家庭成员，潘公凯直接目睹了父亲在文革前后的经历：“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底色，这是潘天寿成为潘天寿的最重要的因素?！?/p>

潘天寿的生活非常朴素，非常简单，他一辈子都像一个农民那样生活着：吃的东西很简单，就是马路边上小摊上卖的烧饼油条。中饭、晚饭喜欢吃炒年糕，炒豆。现在餐馆里还有卖的紫云英炒年糕他觉得是最好吃的。他每天早晨起来都会扫院子。

1959年 潘天寿院长在大会上讲话

潘公凯回忆，父亲在担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期间，学校分配给他一辆小汽车，司机等着他，但他从来都不用，觉得坐校车不舒服，不自然，他也不是节约，也不是装腔作势，他觉得没必要。他喜欢走路，远一点的地方就坐公共汽车。

外表的朴素、谦和，但内心却很强悍、坚强，这让潘天寿的情绪并不轻易外露?！八淙凰囊簧浅？部?，他的经历和挫折也有很多，压力非常大，但是回到家里却从来都是一句话都不说。有再大的压力他都顶着，顶不住也不抱怨，这一点我感受很深。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人高嗓门说话，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来不脸红，从来不吵架?！迸斯?，潘天寿性格粗狂、朴实又强悍，但非常幸运的是，他又有非常敏锐的感性，对美的敏锐、对形式的敏锐，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

1965年潘天寿在杭州景云村寓所止止室作画

作为艺术家，潘天寿不会因为一己趣味、偏见和私心去挟制艺术史

这样的幸运带给潘天寿最为直接的就是对于绘画的感知力。在艺术创作上，范景中认为，潘天寿显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画家，但他在形式方面却极其敏感，极其倾心勘磨，好像是天命授之，又好像是本能所使，形式在他手里，总是高华灿烂，又总是负载了崭新的意义。

“我们从他的形式中能够看到八大、石涛甚至于浙派画家的光彩，有时他的用笔比他们更加雄健更加豪放?？扇萌松衿娴氖?，他的画面却给人以一种毫不松懈的感觉，同时又有一种细腻的历史感以一种大气深阔的气象磅礴开来。潘天寿决不是在传统中小修小补，而是要继往圣之绝学，开后来之精识?！狈毒爸邪雅颂焓俟槲咳嘶摇?/p>

范景中说，从他早期的画中看到吴昌硕、郑板桥、八大乃至宋代画院画家的身影，却又不同于前辈。潘天寿是一位追溯中国传统的杰出画家，他不会因为一己趣味、偏见和私心去挟制艺术史。从这一点看来，潘天寿的胸怀博大、精深。

美术史上说，潘天寿学吴不泥吴，吴昌硕感叹：“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

松梅群鸽图卷

潘天寿 雄视图 中国画（指墨） 347.3×143cm 1960年代

而从潘天寿后期的作品中，能够明显的看到构图、线条和外来艺术的痕迹。范景中认为，虽然潘天寿提出要与西方拉开距离，但实际上他绝不排斥向西方学习，他的构图和线条都有来自西方的艺术观念。

“潘天寿艺术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些形式上的问题，他不会满足那种游戏遣兴的‘文人画’，他怀有更高的目标：将道德的力量与艺术的质量联系在一起。纵观潘天寿的艺术观念和他的创作活动，我认为，他始终把个人道德修养放在一个比社会伦理更高的位置之上，这正是儒家士人的精义所在。因而，也想借此表达一个自己酝酿已久的观念：潘天寿是学者画家，更是士人画家;就学者画家而言，他是现代的，学院派的，因而也是世界性的，他的画面有种神奇的秩序，就像宇宙论者探索先验的和谐那样，他探索了外延之外的存在;但就士人画家而言，是我更强调的，他不仅用艺术去表达‘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而且他本身就充满了浩然正气?！狈毒爸兴?。

潘天寿 小龙湫下一角图 中国画 107.8×107.5cm 1963

似乎正是这种浩然正气，才让“神奇的秩序”使然，所以，潘天寿的绘画完全不同于传统文人画的纤弱，也不流于海派绘画的浮艳，被称作是“强其骨”和“一味霸悍”。在这次纪念大展之中，被学者们提及最多的一幅作品是一幅尺寸并不太大的《小龙湫下一角》，皆认为是潘天寿最完美的艺术表达，将山水与花鸟合二为一，画面繁茂却笔笔清晰，又不杂乱。

众所周知，作为艺术家的潘天寿，是坚持传统的代表。就如刚刚谈及，他一生都在关注着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这也让他的一生充满争议。就像我们如今在展览中所看到的那些存世不多的巨幅画作，都是潘天寿为中国画据理力争的结果。他觉得这不是他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画种的问题，是中国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新的文艺政策之下，有一种论调是认为中国画就是画点儿花花草草、山山水水，好像不能直接表现工农兵的生活，觉得中国画不能画大画，只是几个朋友坐在一起自娱自乐的事情，认为中国画迟早是要被淘汰的，西画会代替中国画。

于是就有了针对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没有世界性”的问题。1957年，耿直而激进的潘天寿发表了“谁说中国画必须淘汰”的表述。

“潘天寿先生说，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因此，中西绘画各有自己的体系和发展规律。”作为潘天寿先生的高徒，当代花鸟画代表画家张立辰这样回忆潘天寿先生的观点，这就形成了他至今最常被人提及的“两峰论”：应该让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拉开距离，当然并不是完全拒绝西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分别是两个世界高峰，中国艺术是世界性的。

有人认为，潘天寿在20世纪艺术教育方面起到的作品比绘画的价值还大

如今，在20世纪四位中国画大家里，潘天寿现存的作品是数量最少的。而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潘天寿几十年里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艺术教育中。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潘天寿在20世纪艺术教育方面起到的作品比绘画的价值还大。

这从他的个人经历中就能窥出一二，早年在师范学院毕业之后，潘天寿就到小学和中学读书，后来到上海艺专，然后又跟人一起创办新华艺专，再后来就到杭州的国立艺专，他似乎从来没有间断过教书。

1926年 潘天寿所编《中国绘画史》

在教学过程中，潘天寿思考最多的就是中国美术教育怎么走向现代。在上海期间，他已经在思考如何筹建中国画专业的各种课程，他为此写了《中国绘画史》，至今已经快一百年了，依然是美术史教育的特别有意义的书。当然他不仅教画画，诗词篆刻书法他都教，他还写了《中国书法史》，只是在文革期间被毁，没有留下来。

如果非要列举潘天寿对于中国艺术教育的几大重要贡献，那么至少要数出这么几项：在重庆创办了中国画系，在中国画系里将人物、花鸟、山水分科，改变中国画系的素描基础教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杭春晓统计了一组数据，在林风眠担任杭州国立艺专校长期间，1930年代和1940年代，绘画系的油画与国画课程比例分别为20:4和24：9。

由此可见中国画传统在民国时期是被忽视的，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无论是北平艺专还是南方的国立艺专、上海艺专，在学校的教学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都是从欧洲引进的，就像国立艺专是直接参照了巴黎高等美院的教学机制，这个是20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美术教育方面的一个大进步和成果。但是有一个偏颇，那就是对于中国画的忽视。

中国画只是成为了绘画系中的一门课程，也就是学生们在学习素描、水分、油画、雕塑的同时也会学一门国画。这样的背景之下，就使得中国画这样的专业成为教学辅助的内容，中国画专业得不到延续和深入。潘天寿对此一直很焦虑中国画的传统会中断?？拐绞逼?，北平已转和杭州艺专合并，内迁重庆。潘天寿开始当校长，在这个时期他把中国画系正式建立起来，从那只有，中国画系的课程就趋向完整，这对于20世纪的中国画教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只不过当时因为条件有限，主要讲课的老师就是以潘天寿和李苦禅等两三个老师为主。

潘天寿1961年给花鸟班上课

60年代初，潘天寿又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学校里虽然设立了国画系，但是都以画人物为主，在教学中，山水花鸟的出现只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和衬托出现。那时候画画主要是画工人或者老农民，老农民后面得有点儿山，脚边上得有棵草，潘天寿认为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如果把山水和花鸟都变成背景，实际上它们是不能得到独立发展的，也就无法形成独立的学科。所以潘天寿当时就提出来要再中国画系里将人物、山水、花鸟三个专业要分开，他将这样的提议写好跟文化部谈，幸亏有老先生的赞成，得以分科成功。

在具体教学层面，潘天寿主张中国画系的素描教学不能以西方素描为基础。如今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家唐勇力也曾经在中国美术学院工作过15年，他常常听老先生们提及潘天寿关于素描的观点和看法，并至今影响着国内高校的中国画系基础教学。

“潘天寿先生认为对西洋素描要研究，不要停留在现在的看法上，高低年级要分阶段，低年级要画得准细致性，是打好扎实的捉形基础阶段，高年级要重节奏，要注重艺术表现，通过上述的这样的素描先生对素描的看法和梳理，我们不难看出西方的素描方法在中国画教学中是可以借鉴的，但是不要把西方的西洋素描，要结合中国画自身的造型特点，注重吸收西方西洋素描的调子，对素描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同专业不同年级要有不同的侧重点?！碧朴铝θ衔?，这是潘天寿对素描和后辈在教学上的一个很大启示。

显然，无论是中国画的教育体系，还是“一味霸悍”的力作，亦或是顶天立地的人格，潘天寿留给后辈的远不止于此。借用高士明的话说：“20世纪是一个快镜头，这一百年，地覆天翻。从当年大家普遍认同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敢叫日月换新天再到翻天覆地慨而慷。如果真的放眼千年，我们跟潘老先生是同一条道路上的同行者?！敝泄慕裉煲廊淮υ诰缌业谋涓镏?，我们不断谈及中国传统，如何在上一辈人的基础上前行，这是今天纪念潘天寿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