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基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历史研究者掌握资料的程度、认知视角的学术研究都存在一定差异，但无论是海峡两岸学界之间，还是中外学者之间，对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研究往往是一致的。这既与海峡两岸与中外学者对孙中山先生研究资料的重视与投入有关，也同孙中山先生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角色与重要贡献有关。正是由于孙中山、黄兴等近代无数民主革命先驱的浴血奋战，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脚才不再为磕头而存在，而只为思考和走路而存在，他们的这份历史劳绩既值得历史研究者予以充分肯定，也值得后人景仰和珍惜。

历史资料简称“史料”，既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依据，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如果离开历史资料，历史研究便是无米之炊和无本之木。唯其如此，中外前贤都特别重视对历史资料收集和整理，蔚然成风。收集和整理历史资料，与历史研究之间，始终存在良性的互动关系，互相推进。

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史料，经过百余年来几代人的努力，硕果累累，颇具规模。每一次资料的整理和出版，都能推动新一轮历史研究的进展。大陆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卷）的问世便是如此，大陆《孙中山全集》（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与台湾国民党党史会从《总理全书》（1950年）到《国父全集》的五次修订（第5版在1989年，12卷，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也是如此。在若干孙中山传记、年谱与资料出版的基础上，还有以“整辑排比”的史纂与“参互搜讨”的史考相结合的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和张磊先生主编的《孙中山词典》等鸿篇巨制的印行，此外，以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事功为主题的若干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的编成，都不难使人感觉，孙中山研究已经作为成熟的学术领域，可以创新学术阵地。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仍在继续发展。去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90周年之际，新编的《孙中山全集》共16卷由人民出版社发行。该书由年近百岁的历史学家尚明轩先生主编，年近九旬的前辈史家刘桂生先生力襄其间，王宪明、左玉河、贺渊、郭世佑等应邀参与。全书在前人已经整理成较为详备的孙中山全集、文集、集外集的基础上，广搜近30年来各地披露的新资料和辑佚考辨成果，全书收集整理稿件共11500余篇，共1000万字，比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多3000余篇，增加501余万字；比台北新版《国父全集》增多2000余篇，增加410余万字。

该书把个人著述之“文”与公文批复之“笔”分开编排，以便突出重点，彰显思想脉络。编者还重新核校海峡两岸的大部分原始底稿，修正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对200余篇文件做了进一步的考释辨证，力求准确无误。新版的全集还收录了从国内外浩瀚的档案文献资料中发掘出来的有22篇从未发表或从未在海峡两岸发表的新文献，涉及中日、中苏关系及国家建设等诸多问题。

由于孙中山的活动范围甚广，影响亦巨，资料收集的难度颇大，要想做到“全集”之全，并不容易，目前还不是收官的时候，我们期待广州学者黄彦先生勤搜多年的《孙文全集》的出版，王杰先生正在编辑《孙中山史料拾遗》一书，也是可以期待的。

除了孙中山本人的文本之外，中山大学桑兵教授主编的十卷本《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也是近年值得重视的基础性学术工程。该书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骨干教师赵立彬教授、何文平教授等通力合作，历时数年，从有关档案、报刊、文集等资料中搜集和辑录各方致孙中山的公私函电，附以悼念孙中山的电文等，共7600多通，约480万字。也许只有尽可能走近孙中山与其他人物及多方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孙中山先生本人的言论语境与行动的时空条件，如果囿于就孙中山谈孙中山，很难完成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人物研究的更高目标：“知人论世”。

就研究主题而言，近年中外学界对孙中山先生的家世、学业、婚姻、革命历程、思想脉络、理论建构与实践、建国谋略与尝试中的成败得失，都不乏专题论著。孙中山先生与不同时期革命同伴的情谊，与非革命阵营的斗争，与日、美、俄、英等国的外事往来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中。就研究力量的布局来说，海峡两岸的学术力量仍属这个国际学术平台的主力。台湾以国父纪念馆为阵地，林国章馆长、孙文学会创会会长黄城教授等都不乏新作问世，以孙中山研究为主题的两岸交流正在拓展。台湾学术界在2006年创刊了《孙学研究》，至今已编发20期，国父纪念馆等付梓编印的专题论集多达数十册。

无论就历史学研究的难度而言，还是孙中山先生研究这一课题的难度而论，正如荷兰历史学家彼得·盖尔所说，任何历史研究“都是中期报告”。曾经为编辑孙中山全集与推进孙中山研究不遗余力的台湾前辈史家罗家伦强调：“知识的探讨如果一日不停止，则谁敢说他的著作，是最后的一部呢？”我们期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弘扬孙中山精神，让孙中山研究造福两岸同胞，造福中华儿女。

（作者为著名近代史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同济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