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韵文，包括诗、词、歌、赋，是相对于散文的一种文学品类。自三百篇而下，汉唐以还，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谓诗、词、歌、赋，各自发展、演变，各自成为一代之胜，五千年歌诗传统，已在诗的国度奠定坚实的基础。进入二十世纪，新体白话诗出现。新体与旧体，新诗与旧诗，其生死存亡，展开一次又一次的生死搏斗。

自1916到1976年，六十年间，一个甲子，新诗与旧诗，在阵地争夺战中，出现过两次生死轮回。第一次生死轮回，因胡适所引起，他创作新体白话诗，发表文学革命纲领（《文学改良刍议》），宣告以活文学替代死文学。胡适的“尝试”，在当时尽管“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却有一批原来写作旧体诗词的朋友，改弦易辙，由旧诗阵地流转过来，创作新体白话诗。例如沈尹默、俞平伯等人。第二次生死轮回，因臧克家所引起，他创作旧体格律诗，发表文章说，“有些境界，用新诗写出来淡而无味，如果出之以旧体，可能成为精品”。他写新体诗，也写旧体诗。当时一班人，诸如程光锐、刘征、丁芒等，紧随其后，亦从新诗阵地，流转到旧诗这边来。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五”诗歌运动。旧体格律诗创作从地下转向地面。两次生死轮回，我称之为“当代中国诗坛双向流动现象”。经此二度轮回，旧体格律诗死而复生，重新变回一条龙。1976年以后，新体与旧体，新诗与旧诗，进入第二个甲子，待到2036年，又一个六十年，那个时候，新与旧的较量又将出现怎么一种状况呢？尤其是旧体格律诗，其发展前景，终将出现怎么一种结果呢？在相关文章中，我曾提出：世纪诗歌发展史上的旧体格律诗，在第一个甲子，经过两次生死轮回，既已死而复生，那么，进入第二个甲子，待到2036年，这一传统歌诗体式，究竟会不会生而复死呢？面对着生与死的辩证法，这一问题应当无法回避。

回顾诸往，展示来者。在世纪诗歌发展史上，新体与旧体，新诗与旧诗，其高下优劣，争论不休。第一个甲子，旧体被当作“半死之诗词”，搁置一边，新体找不到合适的形式，新诗作者不知道应当怎么写作新诗。正如毛泽东所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但新诗的不成功，却为旧诗让开一条生路。第二个甲子，尤其是世纪之末，所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新体与旧体，新诗与旧诗，各奔前程，各自发展态势如何，暂且勿论。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至于当下，新体与旧体，新诗与旧诗，各自处于怎么个状况，则须留意。比如，新诗这一边，一百年前，胡适以半首《生查子》写作新诗，“尝试”以填词的方法创作新体白话诗，但他不明说，故意将“实验品”收录在《尝试集》里，以新体白话诗的名目出现。这一奥秘，诗界至今，究竟知与不知？至于旧诗一边，胡适反对伤春悲秋，主张创作“前空千古，下开百世”诗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沁园春·誓诗》）。他既打破以伤春悲秋为主题的歌诗传统，又依据内容需要，颠覆其形式，以为我所用。无论在新的一边，还是旧的一边，胡适都有开辟之功。但是，新体、旧体两边，对于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及其所创立的“胡适之体”，似乎都不曾看好。新体一边，对于胡适《尝试集》中所隐藏奥秘，虽经多番揭示，却仍不闻、不见；旧体一边，对于胡适之形式解放及内容革新，虽颇有同感，但在现实面前，亦似乎不太愿意，将其引为同道。故之，新体一边，形式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新诗创作仍然寻找不到生路；旧体一边，对于为时、为事，还是为自己，以及暴露，或者歌颂，诸多问题，也常常遇到困惑。尤其是对于歌德派及其所创造的干部体，始终缺乏了解和认知。这是新体与旧体，新诗与旧诗，于当下社会环境中所呈现状况。

最后，谨以七绝三首，表达自己对于中国韵文当代价值的判断及未来的观感，并作为我这个专栏的开场诗。其曰：

君问何为老干诗，纵行艺苑总非宜。且看当日篇三百，雅颂并居位不移。了却君王天下事，臣之壮也不如人。曾经几度沧桑换，未及新来睇得真。易好难工裁有别，光明黑暗本相随。形容圣德自成体，最爱于今老干诗。

丙申白露后一日于濠上之赤豹书屋

（作者系澳门大学教授、著名词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