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俗体系中的乡土文化

乡村对于现在大多数城里人来说，还是一个以旅游为目的的地方。乡村的习俗、传统也都会吸引着很多的城里人。比如，乡村的春节要唱大戏，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赶过去一起观看。中国人过节图喜庆，都喜欢“红火”这个词，日子过得红火那就是极致的好了，“红火”这个词是群体性的，不是私人化的，是一个公共性的词语，因此，这个词本身就很高级。这样的乡土传统在很多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同的表现。

在藏地，藏族的中老年人过节前都会排练藏族舞蹈。我们城里有广场舞，农村有社区的舞蹈，但这些藏地的舞蹈更严格、有规定性。苗族的姊妹节，过节前母亲都会为女孩做一番打扮。我们通过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看到了文化的多样性，看到了一种丰富的外在符号。通过这些符号，发现其价值，但问题是，是不是只发现价值就足够，并且认知这一传统了？符号背后的意义又是什么？能对我们现代生活以及未来生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我们拿城市来作对比，居民楼的楼道属于常见的一种公共空间，狭小、环境差；然而，在贵州黔东南侗族传统的村落里，坐落着一座有名的钟鼓楼，它也属于公共空间，不属于哪一个人、哪一个家庭，是当地老百姓公共集会的地方。作为文化研究者，我们就会考虑，这些公共空间是由什么机制建立起来？老百姓日常如何维护？得到的答案是，全是侗族的老百姓自愿出资修建的，自己管理自己治理。而在我们城市化的公共空间中，没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二者的差别。我们一直说城市现代化，它体现着这个社会公共事项的组织和安排能力，然而在乡土社会，它们确实有这样的能力，确实做到了对公共事项的组织和合理安排。那么，现代化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与乡土社会的传统相比，问题出在了哪里？我觉得问题出在了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与尊崇上。城市的现代化，不是只依靠法律、依靠市场等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应该有文化传统作为支撑，应该有城市社会的公共性。

这种公共性，用艺术来表达的话，试举一例。侗族的侗族大歌，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它的发现颠覆了世界音乐史上中国音乐没有合唱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合唱来源于西方，是一种多声部的集体演奏艺术，西方的宗教音乐孕育了这样的音乐形态，包含着一整套的和声方法。但是，在侗族这个地方，没有教堂、宫廷之类的主流渠道获取，它就是当地老百姓在自己特有的文化土壤中形成的。侗族大歌在世界各地的音乐节上都能发挥其不同的音乐音调，即使将它置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都是非常和谐的。这样的文化理念与和声技术构成的合唱艺术，是具有公共性的。

我们再来看侗族这个地区，它并非发达地区，而让百姓们引以为傲的侗族大歌却承载并延续着这个地区独特的文化。侗族大歌在侗族当地也有“声音歌”之说，包含两重意义，一是人与自然的合一，人类大量模仿自然的声音，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大家合坐在一起对声音。可以说，追求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这种文化价值观贯穿于侗族社区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完善并内化为一种民俗习惯，这正是侗族大歌在艺术上具有独特性、优秀性的文化基础。

侗族没有文字，在他们的语言体系里，很多现代的字、词都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传统语境中，没有这种概念。比如，他们没有“锁”这个字，在他们所居住的寨子里，为了防火财产都集中摆放，人居住在两边，各家的财产也都集中在一个区域里不上锁。随着现代文明的传播，他们现在是有“锁”这样的意识了。这种公共性农耕文明遗留下来的传统价值，对未来现代化建设以及对其判断都是有益的。

因此，我们说传统伦理或者传统价值的发现，就是秩序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是以最低的管理成本方式，管理不同的生产力单元。过去君临天下，要管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都有一整套的管理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试以适应新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变迁，以维护共同体（群体性）利益最大化和成本的最优化为目标。在中国乡土社会，以习俗体系——文化之网维系的社区组织和动员能力，构成了多样性的生存智慧。这种生存智慧犹如一面镜子，使我们在未来现代化建设中，不仅通照过去，还能照明未来。这就是我们发现乡土社会、发现其价值所要做的事情，它不仅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也是一种社会人文素养，对不同文化，尤其是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探寻的能力和诉求是文化自觉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