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法律法规的协同问题。按照2015年版的《条例》修订稿，与《公路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依法设立收费公路所规定的情形，存在明显差异。此外，按照此次交通部对人大的答复，认为在公路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全面修改《公路法》条件尚不成熟。那么，下位法是否该服从上位法，改革是否必须突破法律规定，需要更系统的说明。

其二，如何让预算管理发挥效力的问题。高速公路的债务数据、营收数据、养护成本等一直是公众质疑的焦点。目前，高速公路的运营已纳入预算管理，本应透明，但公众的不信任表明，预算管理还未发挥关键作用。这一方面缘于地方人大对预决算的解读能力有待提高，监管作用发挥不出来；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利益决定的结果。即使地方人大有能力起到监管作用，由于高速公路涉及地方利益，也有可能监而不管。

其三，是否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不少人质疑，买车已交了车辆购置税，加油又交了燃油税，为何用路还要缴纳通行费，这是否涉嫌重复征税？按照权威解释，车购税主要用于公路建设，燃油税则不仅用于普通公路养护，还用于航道养护、环境保护、新能源发展等方面。然而，这并不能消除重复征税的质疑。质疑背后，指向的是车购税、燃油税、高速公路通行费的去向。无法完全公开透明，深层体制弊端就无法被触及。

其四，公路收费与物流业发展的关系问题。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数据，2015年中国物流费用占GDP之比高达16%，远超发达国家水平。全国工商联数据认为，物流成本已占企业生产成本的30%－40%，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但是，按照交通部研究结果，中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利益于公路收费政策改善了路网，车辆通行费仅占社会物流总费用的1.9%左右。孰是孰非，事关公路收费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经济发展大局。

总之，《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修订和演变过程，显示出以法治化、公开化推进公路收费政策的政策倾向，这是“得”的一面。没有切实触及公路管理体制的深层弊端，在突破利益格局束缚，维护公共利益至上仍缺少刚性保证，则是“失”的一面。保证“得”，弥补“失”，是公路收费政策改革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