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地方自有它自己的名字、个性、气候、资源，以及其独特的文化气质，我们是它的孩子，我们可以顺其自然地发展养活我们的产业，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用权力意志去强行改变它。

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力推进旅游产业似乎是各地政府刺激经济的不二法门。君不见为争夺“杏花村”地名归属，今年4月，山西、安徽、湖北三省对簿公堂；最近贵州毕节的赫章县、遵义的桐梓县、铜仁的石阡县、湖南西部新晃侗族自治县等多个地方又为争夺“夜郎”国都邑所在吵得不可开交。

自从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之后，类似的闹剧一直没有冷场。比如徽州眼热大庸改名为张家界市后的旅游热度，将辉煌了数千年的“徽州”文化名片，葵花宝典般地改为“黄山市”，顿时，在无数文人骚客心中，那黑瓦白墙的徽派建筑、冠绝一代的徽州商人，都化作了一缕青烟、无迹可寻了。弄得很多徽州籍的海外游子，乡情无可依托，只能“且认他乡做故乡”了。

有些地方，为了争夺历史资源，争完了武松的故乡，还要争一下潘金莲、西门庆旧居，据说西门庆的生药铺都准备卖生态大补丸了。笔者几年前亲历过一件事，当时北京、内蒙古和山西正争夺慈禧太后的籍贯，本省电视台找我，让我给本省某地吹风：“慈禧太后就是山西某地人”。笔者当时还不懂得“世事洞明皆学问”，就来了一通批驳，结果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为共襄盛举，山西某地竟然找到了慈禧太后写给老家的信件、御赐皮匣，甚至还找了一个西太后的托梦人。此事因为上级干涉不了了之，大抵因慈禧太后名声太坏云。

能理解地方政府为拉动经济、积极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所做的努力，但这种同质性的旅游规划实在应该缓行。

在一个经济健康的区域，一二三产的比例应该根据当地的自然、文化资源，按照市场规律，自然地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比如某地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则可以大力发展农业以及相关产业；某地矿产丰富，则可以在不影响环境的情况下，发展工业；某地自然、文化资源丰富，则可以考虑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无中生有地生造某些文化概念，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同质性地一哄而上搞什么旅游文化工程，有可能行而不远，最后达到预期。

尤其在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似乎将旅游文化产业作为救命稻草，某地但凡有一点儿传说，马上“捕风捉影”地大造舆论；如果实在没有什么文化产品，则将目光投入到地下，君不见这几年各地考古工程的极力扩张——这一方面固然是房地产等大兴土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政府利用考古成果，建立某某主题博物馆和文化遗址公园、湿地公园的推动等等。就笔者所知，山西晋北缺水某县，花巨资打造所谓湿地公园，结果公园成了半拉子工程，原来的河流、湿地悉遭破坏。

美谚讲“世界的中心就是每个人的故乡”，每个地方自有它自己的名字、个性、气候、资源，以及附丽于其上的文化气质，我们是它的孩子，我们可以顺其自然地发展养活我们的产业，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用权力意志去强行改变它。想想，如果中国的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是青砖的古城、黑瓦的房子、雷同的店铺、一样的工艺品，岂不可悲可怕。

□周山仁（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