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智库的重要性：

要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出发认识智库的重要性。当前，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面临着在经济新常态下统筹区域、城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新难题，旧经验无法解决新问题，这就亟须我们汇集各方智慧，用好智库，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撑，避免出现系统性、颠覆性的失误。

要从中国体制的特点出发理解智库的重要性。执行力强是中国体制的一大特点。然而决策先于执行，因此，如果决策科学，强执行力就会转化为中国独特的体制优势，相反，一旦决策失误，将会出现十分严重的后果。由此，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在中国体制特点下就显得尤为重要。智库以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服务为根本任务，可以说是我们彰显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环节。

要从提升国家巧实力的高度认识智库的重要性。我们对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软实力”这一概念已经很熟悉了。缺乏软实力，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就“使不上劲儿”。近年来，“巧实力”概念又盛行起来，我认为，巧实力就是“硬实力+软实力”，就是中国人爱讲的“软硬兼施”。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中国巧实力的触媒，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记者：在新形势下，智库建设动力充足但也阻力重重。正如总书记所说，各类智库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重传播形式、轻内容创新”等问题，那么，您觉得智库建设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又当如何解决？

隆国强：总书记对智库存在的问题点得很透、很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研究质量不高、内容创新不足，提出的政策建议与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要求还存在差距。在我看来，人才、学科、体制机制既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也是解决问题的抓手。

首先是人才问题。高质量的智库离不开高质量的人才。智库人才的特殊性在于他从事的是公共政策研究，无法像科技人才一样去申请专利，而既具备政策研究能力又在主观上具有高度奉献精神的智库人才目前极为短缺，因此，从客观角度来讲，我们亟须创建一套符合智库特点的人才机制，将高水平且富有奉献精神的人才聚集起来，使他们心无旁骛地研究自己擅长的问题，为党和政府拿出“管用”的决策建议。

其次是学科布局问题。总书记期望智库拿出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研究成果。我理解，“针对性”指向当下，“前瞻性”和“储备性”则面向未来。我们常说很多智库在从事低水平重复研究，其中“重复”就反映了学科布局的不合理。比如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美关系研究一直红红火火，但中亚、中东、东欧问题的研究则相对冷清，“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不少冷门地区的智库专家严重供不应求，甚至出现空白，这就警示我们，既要重视当前的热门问题研究，也要重视那些和现实距离较远、和热点关系不大的“高冷学科”，在学科布局上富有远见，才不至于“人到用时方恨少”。

最后是体制机制问题。在我看来，体制机制改革是推动智库建设的“纲”，纲举目张，只有理顺体制机制，推动智库建设的各项措施才能事半功倍。创新智库管理方式，第一是要尊重智库独有的运行规律和组织文化，不能把智库视同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第二是要为智库研究提供良好的条件。智库不能“闭门造车”，因此，要破除信息的地区分割和部门分割，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第三是要强化智库管理部门间的统筹协作。智库管理涉及很多政府部门，很多体制是“外生”的，智库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所有相关部门协同配合，按照总书记提出的“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能激发科研活力”的要求，对智库的管理机制进行大胆创新。2015年11月中央深改组提出的国家高端智库试点方案，就是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的一个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