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和魔鬼，是医务工作者在媒体报道中截然不同的两种面目。

在传统主流叙事中，医务工作者被打造成救人于生死一线的英雄，似乎这个群体中人人都是妙手回春的“神医华佗”。克服种种困难拯救病人的生命，直到今天依然是正面医疗报道的标准模式。中小学课本中对医务工作者的歌颂，新闻报道中对最新医疗技术的渲染，均为这种模式的反映。哪怕在上世纪70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里，我们都能读到题为《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打油诗。

然而，近年来对医务工作者的“污名化”，恰恰与人们对医学能力的美好向往和现实中复杂的医疗环境的落差有关。没有一个理性诚实的医生自诩神医，胆敢这么自夸的多半是骗子。无论是医生主观原因造成的医疗事故，还是患者的病情在客观上超越了医疗技术的边界，都会给神医式的报道模式以沉重打击。在神坛上被供奉得越高，跌下来的时候摔得越惨，医务工作者的遭遇再次验证了这种规律。

正因如此，不少医务工作者极度反感上述神医式的报道。然而，医疗报道作为新闻报道中重要的门类，其一大目的就是介绍人类医学技术的进步。准确描述医疗技术的能与不能，考验着媒体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伦理。上述矛盾所指向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媒体是否成功地帮助公众培养良好的医学素养。

医学技术跟人的健康息息相关，但人的健康不能只依赖医学。具体到个体，健康与环境、遗传、生活习惯、年龄等多重要素相关，而医疗行为仅仅是对健康出现问题后的弥补。可是，现有媒体报道过多地强调进医院接受治疗与健康之间的联系，几乎把恢复患者健康的责任完全归于医生。这种对医疗行业的责任扩大化，不仅成为媒体报道的范式，一些医生似乎也接受甚至奉之为圭臬，而患者巴不得将医院和医生视为救命稻草。

媒体的义务是公正报道，而不是某种上帝视角的正义。而且，基于公正报道的监督尺度，应当符合被监督群体的社会职能范围。比如，在公共事务中，媒体可以反复追问公权力机关，因为后者对公共事务负有相当程度的责任，而且责任的范围有法律法规和社会共识所明确。医疗报道同样如此，医院和医生所承担的责任不是无限的。明确医疗业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需要媒体、医疗行业、监管部门达成共识。

要达成医疗业与媒体业的互相理解，提高医疗工作者的媒介素养也是重要的方面。这既体现在医务工作者合理利用媒体资源、表达自身立场和诉求的能力，也体现在医务工作者理性解读媒体报道的能力。

在国内许多医患纠纷事件发生后，医院方面没有正确的舆情应对机制，甚至向公众展示了一种傲慢，从而激化了矛盾。除了个别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多数医院缺乏健全的公共关系部门，遑论与媒体建立常态联系。很多医院把公共关系片面地理解为宣传自己的医疗成果，却没有成熟的危机应对能力。各级医院都有必要建设符合自身需要的公共关系部门。

在日常工作中，医生和记者不妨当好朋友。此前，某些医疗机构邀请记者体验一天医生工作的活动就是一种好尝试。医务工作者也要理解，媒体有追逐非寻常和趣味的本性，应容忍报道中刻意突出某些特点。实际上，媒体不会天然地与某个群体为敌，新闻报道会让善于利用话语权的一方拥有更多解释和澄清的机会。如果面对记者而不发声，就是把自己推向了传播的对立面。

从某种角度看，新闻业与医疗业有着共同之处——新闻业的一大任务是寻找并揭露社会运行中的失范之处，而医疗业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解决身体的“失范”。作为关乎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的两大行业，公众对医疗业、新闻业都寄托了美好的期望。双方只有消除偏见与对立，加深彼此理解与互信，才能完成好自己所承担的使命。在医患关系紧张成为社会问题的当下，这种合作更是无法回避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