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尊14世纪释迦牟尼佛像，通高10厘米，合金铜铸造，出自北京东正2015年5月19日“中国古董珍玩”专场。佛像头饰螺发，头顶肉髻高隆，面相宽大，额部高广，双目低垂，神态安详，大耳垂肩。上身着袒右肩袈裟，下身着僧裙，衣纹简洁，仅在领口、袖口和小腿处刻画宽大衣缘，衣缘以凸起的连珠线镶边，上面刻画精美的缠枝莲纹饰。结跏趺端坐于莲花宝座上，左手置脐下结定印，右手置右膝结触地印。身下为半月形束腰式莲花座，莲座上下边缘饰一周连珠纹，莲瓣上下对称分布，且周匝环绕一周。莲花瓣宽大肥实，其头部略有卷曲，形制十分独特。整体造型大方，结构匀称，躯体光洁，时代特征鲜明突出。

第三尊是阿弥陀佛像，通高20厘米，合金铜铸造，出自北京翰海2015年6月28日“伏藏——金铜佛像”专场。佛像头饰螺发，头顶现高肉髻，髻顶安一宝珠。面部浑圆，双目俯视前方，神态沉静，双耳下垂。佛陀躯体浑厚，四肢粗壮结实，上身着袒右袈裟，袈裟一角反搭于胸前，下身着僧裙，袈裟轻薄贴体，完全采取古印度萨尔纳特式表现手法，仅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刻画出带有花纹装饰的衣缘。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之上，双手结禅定印置于腹前。身下为束腰仰覆式莲花座，莲瓣宽肥饱满，排列整齐有序，其头部略有卷曲，形制生动逼真。整体风格符合元代宫廷造像特点。但有所不同的是，此像莲座后部未施莲花瓣，可能与造像年代有关，为元代晚期铸造。

类似以上风格造像目前国内外已发现50余尊，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大德九年（1305年）铜镀金文殊菩萨像、元至元二年（1336年）铜释迦牟尼佛像，北京居庸关云台券洞和券门元至正二年至至正五年（1342-1345年）浮雕的十方佛与四大天王像，带有明确的纪年铭文，对于研究这些造像的时代与风格具有标尺性的价值和意义。通过类比分析，我们发现这些造像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整体造型规范，结构匀称；面相宽大、额部高广；莲花座周正大方，莲瓣宽肥饱满，且大多环绕莲座一周；佛像衣纹表现手法与形式、装饰样式基本一致；佛像特别是菩萨装造像习惯镶嵌各色宝石；用合金铜铸造，工艺精致；以藏传佛教题材为主，兼有少量汉地流行题材。根据这些特征，特别是将这些特征与同时期西藏和中原佛像的特征进行比较，其成熟的风格、规范的造型、精美的工艺、特殊的材质和汉藏艺术融合的特点，无不指向一个共同的造像产地，那就是元代宫廷造像机构。而征于《元史》、《凉国敏慧公神道碑》和《元代画塑记》，亦有元代宫廷造像的明确记载，其机构称“诸色人匠总管府”，隶属于“工部”，下设“梵相提举司”等11个司局，又为这些造像的产地和官造身份提供了充分的文献依据。因此，可以肯定这些造像皆为元代宫廷造像，出自元廷专设的造像机构“诸色人匠总管府”。

一尊同样出自2015年6月7日北京“自在菩提——中国金铜佛造像唐卡”专场的“十六世纪黄财神铜像”也值得注意。此像虽非纯正的元代宫廷造像风格，但明显受到了宫廷风格的影响，与宫廷造像密切相关。此像通高22厘米，亦为合金铜铸造。头戴五花冠，头顶有钢盔式大发髻，发髻顶部安半杵，余发垂于两肩。面形方圆，蹙眉，双目圆鼓，眉间安白毫，鼻子扁阔，面形特征与西藏黄财神一致。耳侧有U字形翻卷的缯带，耳下垂大耳珰。身躯矮胖，四肢短粗，完全符合西藏财神像的量度要求。上身袒露，胸前挂项圈和U字形长链，下身着裙，小腿部露出写实性的衣褶，手腕和臂部有钏镯装饰。原来项圈和钏镯上嵌有宝石，但现已丢失尽净，只留下圆形的空槽。半跏趺坐姿，左腿横盘，右腿下垂，脚踩大宝瓶。左手置左腿上抱一只鼠鼬，右手举于身体右侧，手心托一噶当式小塔。身下配以半月形束腰式莲花座，上下各饰一周连珠纹，莲瓣饱满肥实，上下对称分布。莲花座下原有装藏，底部可见包住封底板的狭形槽口。此像全身多处露出铜的本色，呈黄褐色，由此可以判定为合金铜铸造，而不同于同时期西藏地区普遍以红铜造像的特点。整体造型完美，风格独特，体现了汉藏艺术融合的鲜明特点。

此像风格上受元宫廷造像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它表现的是藏传佛教崇拜的题材，汉传佛教中没有这样的题材和造型，与元代宫廷造像表现的题材一致。其二，它的装饰样式，特别是装饰上嵌宝石的做法与元代宫廷菩萨装造像一致，具有宫廷造像鲜明特点。其三，钢盔式的大发髻是宫廷菩萨装造像上常见的一种类型，明显源于宫廷造像的影响。其四，腿部写实性的衣纹为中原地区流行的表现手法，也是元代宫廷造像常见的艺术表现，体现了汉藏融合的鲜明特点。其五，为合金铜铸造，这是确定受元代宫廷造像影响最为重要的特点，因为这样的铜质决定其产地一定在中原而非西藏，同一时期的西藏地区造像普遍采用的是红铜的材质。这五个方面显示了此像与元代宫廷造像的密切关系，亦为其自身优胜特点的重要体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像在题材和造型上体现了汉藏融合的特点。其题材为藏传佛教流行的财神之一，造型也基本保留了藏传佛教黄财神像的图像特征，但同时又吸收了中原地区多闻天王的汉化形式，即托塔天王的形象特点，其具体体现就是它的右手托有一塔。托塔天王是印度多闻天王与唐朝大将李靖融合的一种形象。据记载，李靖（571-649年）本名药师，是唐朝著名的军事家，年轻时曾跟随李世民征战四方。唐贞观初年，李靖趁唐使前去谈判议和而突厥人麻痹大意之际，率军长途奔袭，翻越大阴山，直捣颉利可汗大营，将其一举歼灭。之后，西北吐谷浑阻断丝绸之路，与唐朝作对，李靖又以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身份，率军西进，穿越高山大漠，大败吐谷浑，解了丝路之困。后来，李靖将其一生征战经历和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撰写出著名的兵法秘籍《李卫公问对》。这部兵法在军事领域影响很大，后被收入我国传统兵书大典《武经七书》之中。由于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开国功勋，唐太宗对其十分赏识，授以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重要官职，封他为卫国公。李靖死后，朝廷将其灵位请进姜太公武成王庙供奉。其后，随着李靖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李靖不断被神化，宋元时开始即有史料记载他的神迹。元末杨景贤所撰《杨东来批评西游记》之“神佛降生”一节中李天王自云：“天兵百万总归降，金塔高擎镇四方。四海皆知名与姓，毗沙门下李天王?！彼得髟┒辔盘焱跤肜罹敢讶谖惶濉Ｃ鞔段饔渭恰泛汀斗馍裱菀濉返刃∷刀冀罹傅拿窦浯蛋峤橹?，宣传其神威，使托塔天王的故事家喻户晓。托塔天王作为单独的题材和造型宋元时开始流行，现知我国较早出现的托塔天王像位于重庆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14号毗卢洞外，为南宋时期的石刻作品。

元代宫廷造像风格形成以后，对中原和西藏地区佛像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当时的中原地区学仿宫廷造像蔚然成风，现在仍有不少实物遗存下来。据笔者初步调查，此类仿元代宫廷造像现已发现数十尊，风格与宫廷造像非常接近，只是造型和工艺不如宫廷造像端庄和精致，题材大多为寂静形的佛、菩萨类型。此类造像从一个侧面又恰好可以证明元代宫廷造像流行的事实，因为只有宫廷标准造像样式的流行，才能有模仿宫廷风格的造像出现。此像为典型的元代仿宫廷风格造像，风格鲜明突出，它在风格与题材上同时体现了汉藏融合的特点，同时又是已知仿宫廷造像中唯一一尊护法类题材，其稀有与珍贵显然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