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真正构建起互补完备、相互支撑的自贸区体系，还必须在尊重地方政府的改革激情和创新热情的前提下，科学设计并推动自贸区的制度探索和功能创新。其一，顶层设计下的自贸区体系重在实验，不能仅仅限于或止步于把自贸区当成一种示范，还需要在自贸区的推进过程中建立容错机制。上海的自贸区战略在2013年曾“一枝独秀”，但过长时间的“一览众山小”不可能全面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更不可能包揽“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部开放内容，很多先行先试的改革必须加快推行,以期能够在认识层面给后续申建的自贸区提供一定借鉴。其二，不能把自贸试验区所试验的内容和方向局限于对标BIT(双边投资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者对标FTA(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毕竟，在当下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宏观战略设计与中观微观运作的指向不尽相同，二者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混同，甚至更进一步还需要相互补充，国内自贸区建设应当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结果形态，成为多边开放与诸边开放甚至双边开放的国内基石和强力支撑。其三，不能把自贸区的政府职能转变、过程监管和政府全方位改革混为一谈。无论未来的自贸区体系架构如何，作为自由贸易试验的主体，其所在区域的政府职能必然会发生转变，但这既会表现为政府机构的重构，也需要对开放型经济领域内的整个“放开、管住、服务”链条进行全程打造。如果在自贸区建设中过分把其他领域的改革，诸如社会管理、城市管理等重要领域的改革，与自贸区对外开放的经济改革混在一起时，便容易使自贸区的试验靶心不明，目标难以集中，针对性不强，试验效果不佳。在某种意义上，自贸区更应该集中在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等领域内，实施开放格局的打造、政府行为的过程监管以及市场运行的环境营建。其四，自贸区建设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在创新中互动与协同。通过自贸区的建设与实践，政府要形成行政管理的体制机制体系，企业要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市场要拥有企业创新的刺激和良好的营销环境，社会要和谐安定并拥有包容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空间。

协同高效的自贸区体系，必然既是一个各类主体之间信息交流无障碍的社会系统，也是一个以信用体系为基础的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以此为参照系，积极构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自贸区体系，我们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巨大空间；从顶层设计出发上升到国际化高度，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