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

“硬茬”代表5年6次提交建议

新京报：从调研、推动、立法到实施，反家暴法的诞生，经过了哪些历程？

孙晓梅：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以调研为主，2001年，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我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这也是全国第一份跟反家暴有关的提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2009年至2014年，我提交了6个建议，建议加快反家暴法立法进程。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立法工作计划，从那时起到法律正式出台，不到3年。

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一个人推动反家暴立法，妇联、公益组织、全国人大等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从征求意见到一审、二审，展开了全民大讨论，反家暴法的制定过程也是我国法治进步的一个缩影。

新京报：万事开头难，立题和调研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孙晓梅：1993年做30个农业妇女受害者的调查，最后形成了30万字手稿，可手稿交上去之后，被有关部门搞丢了，研究不得不搁浅，当时我很后悔，如果有一些钱，复印了，该多好！

1997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反对对妇女施暴的调查，调查对象800人，工人、教员、学生、医生、家庭主妇、律师、警官、社会工作者各100名，问卷调查入户，有的施暴者威胁我们：“砍死你们算了，一了百了”。

新京报：有人称你是“硬茬”代表，在推动立法的过程中，有过哪些周折？

孙晓梅：2001年提交的“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负责答复办理的部门是全国妇联，这让我很无奈，因为跟我相同，全国妇联也在呼吁反暴力，这相当于打出的球，又弹了回来。

2009年、2011年，我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会议，提交议案、制定建议，可有关方面答复：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内容可以在各种法律中体现。也就是说，有关方面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反家暴法，修改其他法律中跟家暴有关的条款即可。我对有关方面的办理答复，当即表示不满意。

2012年，我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进程的建议》，欣慰的是，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了当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反家暴法立法终于正式启动。

展望

意识和细节决定新法实施效果

新京报：新法实施后，在执行层面，你觉得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孙晓梅：首先是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的反暴力意识，如果没有意识，那么反家暴法只会停留在纸面上。

取证意识也很关键，比如“以暴制暴”的问题，怎样证明长期遭受了家庭暴力？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都需要有法律认可的证据，可不少人没有取证意识，或者不会取证。

还有一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代为申请的主体，包括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如何跟法院配合？是不是需要对基层民警做培训？这些细节都关乎反家暴法的实施效果。

新京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即将开幕，你会提交哪些建议和议案？还会与反家暴有关吗？

孙晓梅：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该引入专家证人制度，我准备提交这个建议。

涉家暴刑事案件往往很复杂，法官、检察官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可他们能不能真正厘清家暴关系？比如受虐妇女杀夫案件，法官、检察官能不能真正理解受暴妇女杀夫行为的合理性？能不能真正体会到她们的极度恐惧心理？国外的成熟做法就是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

新京报：罹患癌症近6年，你现在身体情况如何？学术研究、代表履职等会不会压力太大，影响到身体？

孙晓梅：现在的身体状态还可以，定期到医院检查。病情比较严重的是2010年，刚接受完化疗，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只能接听电话，这时得知了董珊珊案件，结婚才10个月的董珊珊，被丈夫虐待致死，其丈夫被认定构成虐待罪，可不少法律专家认为应该定为故意伤害罪。当时我很着急，很想为董珊珊做些事，可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什么都做不了。

我觉得，对待病情最重要的是心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很重要，现在我不仅行动自由，还能出差呢，过些天就要到广西做一个儿童餐的调研。（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