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光明新区城管局局长的岗位近半年后，12月27日，徐远安以自杀的一跃，留给公众以无解的疑惑：7天前的深圳滑坡事故中，出事的渣土受纳场正是由该局审批通过。而在同日凌晨，山东平邑石膏矿坍塌事故中的矿企董事长马丛波也选择了死亡。在井下配合救援时，马丛波乘人不备跳入一号井下的佯井溺亡。

关联一旦发生，心理暗示就再无可避。果然，尽管事发地官方通报寥寥数语，公众还是迅速做出了猜测。畏罪自杀或因耻感谢罪的联想，使得正在进行中的事故调查更显得扑朔。

自杀是一种太过酷烈的了断方式，死者归于平静，却留给生者无尽想象。同一天里两起安全事故的疑似责任方选择自杀，则放大了猜忌效应。

这种猜测拥有很大的市场，但和所有的捕风捉影一样，一个疑似涉事者的死亡，很难打断整体的调查进展。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些揣测越过调查结论直接为死者定罪，在我们的文化里，似乎对死者并不公正。

偏见的出现是因为信息不畅。我更愿意将两人的死揣测为中性的“畏惧”。畏惧被调查的后果，畏惧司法和舆论的双重审判，因而选择提前结束生命，以保存最后的尊严。与其他试图隐藏真相甚至逃窜的涉事者相比，这样的自杀行为，值得同情。

但遗憾的是，在受害者尸骨未寒之时自杀，真的能以死保节吗？恐怕不行，甚至更可悲，这最后妄图保存的尊严，也因为阴谋论的盛行而凋落了。

确实有人为自杀“叫好”。他们以为这是种“耻感文化”，我们对日本韩国谢罪自杀的案例并不陌生。但在事故处理工作都没结束的时候就贸然自杀，并不值得过度宣扬。

作为高级工程师，徐远安的结局让人惋惜。2006年，还在街道办任职的徐曾对深圳查处违建的“死堵”方法提出异议，他说，“群众很难理解，对政府的怨气日益积累”。

由此可以看出，徐至少曾是个有一定担当的官员。但在城管局局长的位置上，他为何会审批这个最终出事的渣土受纳场，又为何忽视了日常的监管，使得小概率不断累积汇聚成最终的惨案？

死亡是对自己的交代，但在此之前，他们作为当事人员，更有向公众交代的义务。比如徐远安，即使没有直接责任，他也应该配合接受调查，向公众和盘托出事故真实原因，以警示后人。马丛波同样如此，他背负着说出真相和合理善后的义务。对其他死难者的交代尚未完成，就匆匆以逃避的方式为自己结案，不免会亏欠死者和公众一分道义责任。

因为我们固然应尊重死者，但更应尊重真相。真相未出，任何自杀都不应被抹黑，也不应被肯定。更合理的态度，是将这两起年底的自杀事件，视为两宗悲剧事件的延续。是的，是悲剧，而不是闹剧。

□胡涵（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