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1992年出生，案发前是北京市某药店员工，未婚生育后，将刚刚诞下的男婴杀死。她正在读大学的男友乔某将婴儿尸体抛至垃圾桶。12月8日，检方以王某涉嫌故意杀人罪，乔某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提起公诉。法庭上，王某反复强调，自己虽然在医学院上过学，但学的是医药营销，对女性生理方面的事情不了解，直到生出孩子，才知道怀孕了。

搜索近年来的新闻可发现，未婚妈妈杀婴案发生的数量和频度已不容小觑。仅引用一组官方数据就可以说明形势的严峻：深圳宝安区检察院统计，2009年至2013年，共发生10起未婚妈妈杀婴案；北京市一分检进行司法调研后发现，2011年至2014年间北京累计发生未婚妈妈溺婴案件8件8人。生理知识缺乏、法律意识薄弱，是这些亲手杀死自己孩子的未婚妈妈的共同特点。

杀婴案发生之后，司法机制迅速启动，依照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制裁，这是打击犯罪行为的题中之义。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看，随着社会发展的形态日益复杂，一些年轻人的婚恋观变化激烈，再加上人口流动对稳定家庭形态的挑战，未婚妈妈现象在近期内很有可能继续增加。如果社会不正视未婚妈妈现象的客观存在，不在社会制度上为未婚妈妈的生存提供疏导的空间，那么类似悲剧继续发生，就不仅仅是未婚妈妈一个人的责任。

很多社会现象，在道德上保留探讨、争论的空间，主流社会价值观坚守自己的阵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社会亚群体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主流社会价值的礼崩乐坏。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而不妨探索彼此和谐共生的可能性。主流社会群体应当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把容忍和善待社会亚群体视为自己的义务。对未婚妈妈现象的正确态度是，你可以不同意它，不支持它，但是你必须容忍它，而且应该力所能及地帮助未婚妈妈们，而不是举着道德大棒歧视她们。

社会在机制应对上没有认真回应未婚妈妈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未婚妈妈的生存空间变得更为狭小。比如，未婚妈妈能不能给自己的孩子上户口？前几天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强调要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相信现在的无户口人员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可能就因为未婚生育而无法上户口。不管家长出于什么原因未婚生育，孩子都是无辜的，就应该享有最基本的公民权利。

据多地统计，未婚妈妈以外来务工人员居多，她们的抗风险能力低，不期而至的孩子无疑让她们经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考验。如何协助她们渡过难关，履行一个年轻母亲的抚养责任，在必要的时候介入婴儿无人抚养的僵局，是社会各界需要思考的问题。前段时间，围绕公共部门该不该设置“弃婴岛”的问题，舆论界曾引发热议。其实，无论“弃婴岛”有没有增加弃婴的数量，都不应该放弃这方面的尝试。一个母亲不履行自己的抚养责任，仅是个人之恶；而一个社会不发挥自己的救济职能，那就是一种集体失职。

面对越来越多的未婚妈妈，当务之急是社会各界凝聚共识，在道德争议的喧嚣之上，追求更大的善意。我们早已回不到仅凭道德高压，来约束责任与义务、协调社会秩序的时代，恐怕也很少有人愿意回到那个时代。那么，面对未婚生育这样的现代性问题，就不得不拿现代的方法疏导与解决，停留在传统视角来批判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正视未婚妈妈这一社会亚群体，只有这样，才能让全社会释放普遍的正义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