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清末“国语”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取代“官话”，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国语”又被“普通话”所取代，您怎么看近代中国标准语经历的两次“正名”？

　　王东杰：这两次“正名”都和政治思想的波动、政治权力的更迭有关。用“国语”取代“官话”，主要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启动有关。它意味着一套统一的、标准的语言正式成为国家建设的目标。

　　我们可以借鉴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对“国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所做的区分来理解“官话”和“国语”的关系。史密斯认为，族群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群体。它“通常没有政治目标，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公共文化”——只拥有“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但“共同的公共文化”却是国族的一个“关键特征”。某些族群“为了立志成为国族并被承认为国族”，必须要发展一套“公共文化”。显然，“官话”乃是族群的“共同的文化因素”之一，但既谈不上“标准化”，也不针对“所有成员”；“国语”则是一群人“立志成为”并“被承认”为“国族”而自觉建设的“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为全体成员所共享。

　　“普通话”取代“国语”，也有其政治目的。这一概念的鼓吹者同样想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但他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与“国语”的拥护者产生了分歧：这个统一的现代中国应是怎样的？不同阶级、地区、民族在其中处于何种地位？最重要的，要达成这一理想，应依赖哪种力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普通话”原本是“国语”的同义词，让它单独出来扮演“国语”批评者的角色，就是要承载“左翼”人士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思考。而“左翼”人士的答案，既受到不同层次的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和语言理论）的影响，也和不同时代变动着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普通话”的涵义实可以新政权的建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颇有不同）。

　　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批学者（主要是香港的语文工作者）建议取消“普通话”的说法，恢复“国语”概念，引起过一场讨论。但官方并没有采纳。前面说过，从内涵上看，这两个术语所指涉的对象其实并无差别。那么为什么不恢复“国语”称谓呢？其中，民族平等是一个最重要的考虑。“普通话”只是汉语标准语，它当然还是各民族的交际语，但不是“国语”。与之类似，在民国时期曾经极为流行的概念，如“国术”、“国医”、“国剧”等，在20世纪50年代也一并被废除，也都出于同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