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普通话”，即今天通行的标准汉语，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二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三是以现代白话文为语法标准。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共通语的存在。周秦时期，列国间即通行一种“雅言”，此后历代皆有“正音”，明清时有“官话”。清末开始，称为“国语”；1956年起，大陆则改称“普通话”。这是就概念而言。

　　至于推广标准音的行为，则始于清末读书人发起的切音字运动。今天我们使用的“普通话”有怎样的发展过程，“普通”一语有何内涵？澎湃新闻记者就此问题对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东杰老师进行专访。

　　澎湃新闻：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标准音，但官方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统一标准音的运动。直至清末，朝野各方才将“统一国语”推上日程。这是后来“国语”、“普通话”出现的发端。然而这场运动的初衷不仅是要在全国推行标准音，而且要为下层民众提供识字工具。在清末读书人的思想中，普及教育和统一语音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王东杰：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发端于1890年代开始的“切音字运动”，最初目的是为下层社会提供一套拼音符号，既可作为文字使用，又可用来辅助识认汉字，以迅速普及教育。

　　要向普通大众传播知识，最便捷的方式是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因此，切音字运动者最初的想法是先在不同地区推行以当地地方音为标准的切音字，使民众迅速掌握一套读写工具；以后再慢慢推行全国统一的切音字，就可以统一语言。但也有人认为，这不但不能统一语言，而且会使得文字也发生分裂。与其先分裂后统一，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推广全国标准音的切音字。20世纪初，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大量传播，人们认为国语统一是融会民族感情、培养国家观念的必由之路，第一种方案受到广泛批评。

　　因此，普及教育和国语统一是国语运动并行的两大目标。前者意在提升人民文化水准，主要从文字方面着眼，侧重在“民”；后者欲打破各地人们的社交障碍和心理隔阂，主要从语言方面着眼，侧重在“国”。两者都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此外，普及教育势必打破社会上下层的文化隔阂，至少是缩短其差距，和国语统一的要求也是一致的。但它们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紧张。

　　澎湃新闻：统一字音是切音字运动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作为切音字运动实现“统一国语”的步骤，方音切音字与国语切音字在推行过程中都受到了质疑和批评。最终，还是确立以文字统一语言的官方政策，即回归传统中国所谓的“书同文”。您如何看待这个变化的过程？

　　王东杰：以文字统一语言，有好几层意思。主要的意思是，先统一字音，以之为标准，去统一各地语音。这和中国过去的“读书音”观念有关。过去的读书人读书时有特殊的音，和说话的音不同。他们的读书音实际上也参差不齐，不过总有一个大致共同的方向，就是“雅言”、“官音”。顾炎武就曾说，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应讲雅言而不是方言（大意）。这是以文字统一语言的一个历史基础。

　　以文字统一语言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以比较文雅的书面表达方式来统一并提升各地民众的口头语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候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就是这层意思：国语要富有文学性，要精确，不是直接把口头语搬到纸面了事。

　　大体看，自清末始，文字统一语言的观点就获得了官方赞同，成为国语运动的主导取向。这其实是对文化传统，尤其是“大传统”的尊重。近代国语运动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变革，不是抛开传统另搞一套。从历史上看，中国地广民众，而能大致维持统一，正得力于我们有一个各地共享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我们的宇宙观、生活方式、社会理想，乃至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我这样说不是轻视地方传统、民间传统（也就是所谓“小传统”）。但我们要知道，“小传统”和“大传统”并非对立的，而是有同有异，且相互滋养的。抽离“大传统”，“小传统”也会垮掉，至少也会衰落。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澎湃新闻：从传统中国以文字为中心到近代以语音为中心的文字观，具有西学背景的读书人与传统思想的读书人有怎样的观点冲突？

　　卢戆章在39岁时写成了厦门话的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书中拟定了他称为“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的拼音方案，这是我国自创的第一个拼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