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

　　第一天上班，龙应台一个人在办公室打扫，慢慢有人走进来，她一个一个地认识，“刚开始会觉得，好像面对一群可爱的‘乌合之众’。他们都是来自完全不同部门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既没有共同的目标，也没有共同的工作方法，彼此间也没有默契。”

　　台湾“文化部”，是2012年5月从“文建会”“新闻局”“研考会”“教育部”等四大块业务部门正式合并而成的。不仅业务变成原先的四倍，内部人员彼此也不太熟悉。对于刚上任的龙应台来说，如何整合“老树与杂草”，让“文化部”的地下管线接起来，并非易事。

　　像在大学任教期间组织“思沙龙”一样，龙应台每隔两三个月，就把各部门的负责人招呼到家里来Party。从六点多一起吃晚餐，到晚上十一二点，交流想法。建立一个“共识营”，一起讨论下半年的目标、困难。

　　可压力不仅来自内部的整合。

　　龙应台发现，作为“部长”，她不仅要面对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还要随时接受来自媒体和外界如放大镜一般的检视。

　　“可否请‘部长’谈谈影音政策？”刚上任时，有媒体追问。“我还没听到那里，请给我一点时间，好吗？”龙应台带着歉意，“流行音乐部分原本不在我这里。”她坦言，2003年离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后，连这方面的报纸都很少看。

　　只做功课还远远不够。2013年，有民意代表质疑，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2012年出境43天，花了将近4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3万），但海外“台湾书院”的执行率却只有32%，状况并不好。该代表随即表示，认为“龙应台是把‘文化部’当成自己的基金会，出访是为了替自己累积声望。”

　　面对质疑，龙应台觉得无奈，“所谓43天是分成4次率团考察，而且连搭机来回时间都算了进去”。她也不讳言，有些计划的执行率的确偏低，主要也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要在海外租屋作为“台湾书院”，就必须通过上网公开招标的方式，但这在执行上有困难，同时也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会那么快地反映到“执行率”里。

　　“头一年，我的感觉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时候，会问自己‘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这感觉蛮黑暗的。直到第二年的时候，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尽回到家，我开始会觉得‘嗯，今天又做到了一点事情’。”龙应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部长”最初的感觉，好像是自己站在沙滩上，脚还没站稳，一个浪头就打下来，还没准备好，第二个浪头接着打下来了。

　　在纷繁的检视和质疑里，龙应台偶尔也会为指责和误会而忿忿。“文化部”即将迁址到台北新庄“副都心”时，“龙部长”一人坐拥三间办公室的报道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台联”党团副总召黄文玲更是出来呛声，“龙应台不食人间烟火，1个人需要3间办公室，根本就是龙太后！”

　　台湾“立法委员”为此在质询会上质问“行政院长”江宜桦时，江解释，“一个‘部长’原则上只能有一间办公室。”而面对“狡兔三窟”说，龙应台也不得不在“立法院”和媒体面前一再澄清，“我是‘笨兔’，只有一间办公室。”

　　对于不信任，龙应台有些无奈。“如今媒体的生态已经变成，它拿着弓箭对着你，不管你每天做什么，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而且是四面包围的状况。也就是说，它是带着不信任去看你的，所以这个让我整整有一年时间，觉得蛮沮丧的。”

　　龙应台坦言，她不习惯在一个不被信任的环境里工作。“我以为我没有什么私利的考虑，只是做一个公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这是整整头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挣扎的状况。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这就是现实。并且接受以这个为前提来工作。大概是两年来，我觉得这是最艰难的一件事情。”

　　这种艰难，甚至有一个阶段让龙应台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有时候我难免会思索，我这样一个人，如果要对台湾、对华人世界有任何贡献的话，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因为写作是我的本位，到底写作是对的事情，还是现在做的是对的事情。”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