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被录取。不久我得知徐悲鸿院长逝世消息，我今生已无缘见到自己最崇敬的大画家了。10月初开学后，给我们头二年上素描课的是徐院长的得意门生韦启美和李斛先生。当时徐悲鸿纪念馆离美院不远，因此学生们可以经常到纪念馆观摹徐院长的素描和国画原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是前苏联的契斯恰可夫的素描教学强势推广之时，但徐悲鸿线面结合的写生人物画和中国画创作却给了我们初学中国画的学子们更为重要的影响。

　　在5年学习期间，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有：

　　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和北京底层人民在日伪铁蹄下的凄苦生活情态的画作中所表现出的大悲悯和画面的苍凉之美，不由人不动容。蒋先生在授课时强调的“骨法用笔”、“以形写神”、“中体西用”等是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重要准则。

　　李可染先生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人格和学养的培养。他的著名语录：“要有诗人的感情，哲学家的头脑，科学家的毅力，杂技演员的技巧”，是我一生从艺的座右铭。

　　叶浅予先生作为中国画系主任，从宏观上思考教学的体系化。他按照传统“六法”来设置课程，并使其与现代教学理念相结合。他的教学理念是有前瞻性的：他将文人画与民间绘画(壁画、唐卡等)并重;水墨画与工笔重彩并举;又将人物、山水、花鸟同时推出。他提出“吞吐古今、涉猎中外”，让学生开阔眼界更宽泛地学习。他很重视学生个性的发挥，常说：“谁像我谁就不是我的学生;谁不像我谁才是我的学生。”

　　刘凌沧先生指导学生临摹古典文人工笔重彩画的经典作品《韩熙载夜宴图》等，不但让我学到了传统的技法与画材的应用，也让我认识到一千多年前的丹青之美和现实主义精神。

　　陆鸿年先生是壁画专家，他带我进入古代壁画的重彩世界。他还聘请当时壁画传人王定理先生协助授课。1957年中国画系接受文化部的任务，由陆先生带队，安排高年级两个班11名学生，赴山西永乐宫复制元代道教壁画。我当时是4年级，在4个月的临摹中，我不但学会了古典壁画的重彩方法，更被直接传承了唐宋壁画传统的元代壁画三请殿中所表现出的恢宏气势的美和绚丽色彩的美所倾倒。从此我与丹青结缘，色彩的中国画与我血肉相连。1957年陆先生还介绍我与溥雪斋先生学古琴。

　　1955年，叶先生请于非先生来中国画系讲学。于先生是著名的工笔重彩花鸟画家，有许多佳作问世。他不但讲述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技法，也讲了他对中国画传统颜料的研究。我马上到书店买了他写的《中国画颜料的研究》一书。此书我保存至今，并成为我研究传统矿石颜料和人造矿石颜料的基础。

　　课外我还拜访过刘奎龄、王叔晖、任率英等先生，他们都是工笔重彩画大师。尤其是刘先生是用煮纸(半生半熟的宣纸)画工笔重彩画，对我后来用温州皮纸画重彩画起到了指引作用。他们的画品和人品都使我终生受用匪浅。

　　1959年至1962年，我被分配在山西艺术学院任教。1962年春，我被调回中央美院任教。叶先生郑重地对我说：“你今后主要是教工笔重彩课，先做刘凌沧先生助教，以后独立上课。”他的话一锤定音，也正合乎我的愿望。我一生能将兴趣与职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但在那个不很重视工笔重彩画的时期，叶先生对我的安排和倚重，说明他对工笔重彩课的看重，对做到后继有人，也是前瞻性的，他已预见到30年后的丹青绘画与水墨画呈并驾齐驱之势。

　　1963年春，我带学生赴敦煌临摹两个月的壁画。穿越一千四百年时空的古代壁画和彩塑艺术在我的心灵上和艺术上引起的震撼，让我产生了使我一生都割舍不下的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情感。也由衷地认识到，做为中国人应为中华民族绘画，使其在世界绘画之林中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