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鹏宇（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野生动物?；の侍庠俅问艿饺缁峁刈ⅰＪ烊舜蟪Ｎ岬谑位嵋楸砭鐾ü赜谌娼狗欠ㄒ吧锝灰?、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廓清了方向、奠定了基调?？梢运担吧锉；しǖ男薷?，既承载了全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体反思，也是经由法律变革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契机。

立法理念的革新

我国野生动物?；しㄗ?988年颁布以来，经历了2004年、2009年、2016年和2018年四次修改。其中，2016年是大幅度修改，其余3次均为细节性调整。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特色是将野生动物视为经济资源，“以保护促利用”与“利用和?；げ⒕佟钡牧⒎ɡ砟钫季葜鞯嫉匚弧?016年修改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确立了“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新立法目的，但具体制度设计却依然偏重许可监管之下的经济性利用。例如，第1条有关立法目的的表述虽剔除了“合理利用”的滞后观念，但总则中却还有“规范利用”的表述。在具体修改的条文中，对野生动物?；し⒒雍诵淖饔玫慕剐怨娣?，也主要适用于“国家重点?；さ囊吧铩?。从法律实施效果看，野味市场屡禁不绝，非法贸易常打常存，野生动物产业规模不断扩张的局面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野生动物既有经济价值，也有生态价值，两者如何取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对生态环境的持续性破坏，已严重威胁到自身生命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野生动物加速灭绝背景下，如果不能严格控制对野生动物的经济性开发利用，必然对人类造成反噬后果。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理念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这为国家环境资源法的发展革新指明了方向。因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将?；ど锒嘌院蜕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立法目的，着力避免将与生态?；つ康拇嬖诔逋换虿⒎呛诵娜挝竦牧⒎康哪扇肫渲?。因为诸多法律实践已经证明，立法目的越多元，越容易导致法律实施无法聚焦和精确发力。为此，需要在总则中剔除“规范利用”的表述，增设野生动物全面?；ぴ?、分级分类保护原则以及社会共治原则。至于野生动物的经济性利用问题，则可以在具体条文中作出严格的限制性规定。

制度框架的重构

为确保野生动物保护法真正回归?；しǖ墓δ芏ㄎ唬谛薹ㄖ杏ψ既钒盐找韵潞诵奈侍?，以实现立法目的与立法内容的完整统一。

第一，明确野生动物分类分级标准，科学制定野生动物?；っ?。

对野生动物进行重新定义。现行野生动物?；しㄋ；さ囊吧锵薅ㄎ涔?、濒危野生动物和“三有”动物，?；し段Ч谙琳?。一般而言，动物可分为三类：野外生存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和家畜家禽。在立法中如何定义野生动物，争论焦点集中在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是否属于野生动物?？凸鄱?，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有的仍长期保持野生属性，有的则显现出家畜家禽的特征。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未被依法纳入家畜家禽类之前，不能因为人类对其进行猎捕、繁育和饲养，就否定其作为野生动物的属性。毕竟，公益性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促进野外种群恢复。而且，《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和附录二中的野生动物，无论经过人工繁育多少子代，均属于野生动物。另外，从治理野生动物产业乱象的现实需求出发，也必须加强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法律?；ぁＲ虼?，野生动物?；しㄋ；さ囊吧?，理应包括野外生存的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

重新设计野生动物分类分级保护机制?？梢越吧锓治Ｓ?、一般类和经济类三种类型。保育类是指珍贵、濒危需要重点?；さ囊吧铮灰话憷嗍侵副Ｓ嘀獾囊吧?；经济类是指允许繁育饲养和开发利用的野生动物。针对三种类型的野生动物，野生动物?；し梢圆捎貌钜旎谋；け曜?、?；な侄魏颓嶂夭煌姆稍鹑巍?/p>

根据新的分类分级方法，对应建构野生动物?；っ肌；诜旨侗；ち⒊?，可以相应制定国家重点?；ひ吧锩?、地方重点?；ひ吧锩肌⒁话惚；ひ吧锩家约疤刂址庇吧锩肌Ｐ枰⒁獾氖?，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引导野生动物产业逐步退出市场的特殊背景下，纳入特种繁育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种类应当压缩至必要和最小限度范围内。为此，需要目录制定者综合分析公共卫生安全、科研、药用、展示等社会需求，还要考量政府监管能力和社会稳定等因素，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科学制定目录，稳妥回应社会需求。

第二，强化公众的?；ひ逦窆娑ê鸵吧锏母＠娑ā?/p>

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出发，野生动物?；しǖ闹贫壬杓朴Φ鞭鹌死嘀行闹饕宄戮晒勰睿⒅厝擞胱匀坏暮托彻采?。

强化公众对野生动物的限制性禁止性义务。即强调公众不得对野生动物施加侵害，主要以“禁令—罚则”的形式呈现。例如，现行野生动物?；しü娑私刮シ圆?、禁止违法交易、禁止人为干扰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等。本次修法可以进一步扩大禁令的适用领域，增加全面禁止食用国家?；さ囊吧锏墓娑?，严格防范公众对野生动物实施各种可能的侵害行为。

完善公众对野生动物的积极作为义务。例如，现行野生动物?；しü娑硕砸吧锏挠本戎逦窈颓谰刃员；ひ逦竦?。修法还应增加防止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救护设施建设等义务性规定。与公众的?；ひ逦裣喽杂?，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6条规定的“不得虐待野生动物”体现了立法理念的进步，但仍属于最低层次的动物福利。应当说，为野生动物创造安宁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实质上也是对人类自身生命健康安全的间接?；?。

健全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机制。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规定了野生动物致害的政府补偿机制。除此之外，关于受害者的自我保护方式、限量捕猎的合法性要件以及建立切实可行的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也需要立法者予以充分关注。

第三，遵循社会共治原则，扩大野生动物的?；ぶ魈澹涫狄吧锏谋；な侄?。

各级政府应在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还要发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环境?；ぷ橹约肮愦笊缁峁诘牧α?。为此，需要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不同社会主体的法律地位、参与方式和行为界限等。为确保社会共治的实效性，应当建立野生动物保护的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机制、对协助执法的组织和人员的表彰和奖励机制以及野生动物?；さ墓屎献骰频?。另外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探索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应当说，检察机关提起野生动物?；ち煊虻墓嫠咚希唤鲇诜ㄓ芯?，而且更加具有权威性和震慑力，也有助于野生动物?；しù诱芾矸ㄏ蛏缁嶂卫矸ǖ母母镒汀?/p>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