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2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三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理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当胡适在日记中抱怨“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时，距其1946年9月就任北大校长，已经整整一年。实际上，自胡适主持北大以来，面临的经济困局一直都存在，且始终无法缓解，更无法彻底解决。此时的北大校长，其本职工作是首先要倾力为北大教员解决“吃饭问题”，而不是以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为中心，这当然是胡适始料未及的，又是他不得不要全力解决的难题。

北大教授公开信：

需要不冻死不挨饿的生活

抗战胜利之后的北大复校工作，千头万绪，在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的经济不景气状况之下，为争取复校经费及当局支持，为确保北大教师生活无虞、学生有课可上，胡适一直为之殚精竭虑、竭尽所能。他马不停蹄，飞赴南京、北平、上海、天津各地出席各种会议，周旋于上至政府当局、下至社会各界的交际圈中，已经忙得焦头烂额，寝食难安。

就在这百般忙碌之中，1947年8月26日，为筹备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而飞赴南京的胡适，根本料想不到，北大内部已经“后院”起火。

原来，包括与胡适私谊不错的王重民、俞平伯等数十名北大教授，联名发表了一封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尽快改善待遇，解决基本生活问题——“不冻死不挨饿的生活”。群情激愤，还要求尽快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已濒绝境”的北大教员生存问题。

这封公开信，写于1947年9月1日，次日即发表在了中国北方发行量最大，也是传阅量最广的都市主流媒体——天津《大公报》上。报刊部分原文如下：

“适之先生，前次朱骝先先生到本校来，先生曾力言起码工作设备的必要，要求政府注意。我们以教学为本职，很感谢先生能为我们的工作帮忙说话；但是我们固然需要起码的工作的设备，也需要起码的生活——不冻死不挨饿的生活，如其不然，有起码工作的设备而无起码工作的力量，还是无济于事。我们现在生活情形，先生想必知道，不仅知道，恐怕和我们正是同病相怜。我们一个月的收入不能维持半个月的生活，谈不到子女的教育费用，更谈不到应付即将到来的严冬，这是一种什么生活？最近调整待遇，简直是开玩笑，简直是使得斯文扫地。先生是我们的校长，也是我们的同情者，或者可以说是同病者，希望能为我们的生活，教育的前途及中国将来的命运再切实的仗义执言，力争改善，吃不饱，仅有起码的工作设备，我们力不从心，恐怕也难继续工作?！?/p>

北大教授月薪涨至百万，却“明涨实降”

北大教授的“吃饭问题”一经曝光，社会舆论大哗，各界声讨质疑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胡适四处奔走、多方斡旋之下，终于迎来了当局同意对北大教授普涨月薪的基本态度。为此，北大内部经研讨，提出了一套“加薪”方案。

在这个方案中，竟然可以保证相当一部分教授月薪涨至百万之数，可谓“惊天动地”。1947年9月28日，北平《世界日报》刊发了这一方案：

“以本年一月份公教人员实质所得为标准，现在应调整之数目，其计算方法：本年一月份待遇办法，係生活补助费十七万，薪金加成一千一百倍，而本年一月份物价指数为一一七四五七八倍（据北平联合征信所报告）。按此指数则（一）生活补助费为相当于二十五年之170000/1174578=14.17元，（二）加成数为相当于二十五年之1100/1174578=9.1%。为计算简单起见，暂定生活补助费为十五元，乘以物价指数，加成倍数为物价指数之1/10，依此标准，九月份之待遇可用八月份物价指数计算之。根据联合征信所之报告，北平八月份物价指数为五五四六七一七倍，故（一）生活补助费应为15X5546717X1/10=832007元（二）加成数应为5546717X1/10=554671.7倍，故可定为八十三万元。又薪金之五千五百倍，此数之全部购买能力，与一月份之十七万及一千一百倍数字相等，依此则月薪六百元之教授，可得830000+600X5500=4180000元，余可类推?！?/p>

应当说，这一套“加薪”方案看起来有些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之类的金额汇总式方案，而是加入了当时恶性通货膨胀之下特有的物价指数体系，且以抗战之前的物价水平为基准，用“浮动倍率”方式经过测算方才得出的。方案中所谓“月薪六百元之教授，可得830000+600X5500=4180000元，余可类推”，乃是指战前月薪为六百元银圆，或月薪为六百元法币（法币未贬值前，法币与银圆1：1等值兑换）的北大教授，通过这套方案测算，至1947年时应当将月薪提升至四百余万元法币，方才有可能与战前的薪酬实际购买力基本持平。

事实上，北大教授们这种心急火燎的“加薪”呼声，以及当时这种人人自危、人心惶惶的时局，从《世界日报》这些报道所在版面上，每天都开辟的“经济天地”栏目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当时的美元对法币汇率为1：44000，这还是有利可图的收购价，售出则为1：45400。而战前发行的任何种类的银圆，此时都是“硬通货”，一块银圆就可以兑换法币21200元。其余的食品物资，如面粉、大米、猪肉、油、白糖等，以及生活必需的煤块价格也每天都有变化，足见当时物资匮乏与货币贬值之巨。

按照北大教授们的核算办法，每月底薪为六百元（以战前银圆或未贬值法币计价）的教授，在1947年9月应得月薪法币数额为4180000元。依此推算，北大教授们所要求的薪酬数额，战前与战后币值的比率约为1：7000；这一比值，比之《世界日报》上公布的银圆与法币兑换比率1：21200，还有相当差距，这二者之比值约为1：3。

换句话说，北大教授们的“加薪”方案所要求的核算方法并不过分，在保持实际购买力的前提下，他们愿意将战前币值的薪酬实值调低至三分之一即可，也算是与政府当局共赴国难、共克时艰了。此刻，他们急切地要求“加薪”，实在是生活所迫，逼于无奈之举；即使这一“加薪”方案顺利实现，且拿到手上的法币在一个月内也不贬值的话，他们实际上也蒙受着不小的经济损失，战前月薪六百元的教授，满打满算也不过拿到了战前币值二百元的月薪。

“浮动倍率”的加薪方案注定是一纸空文

此刻，国民党政府的金融体系已离崩盘不远，北大教授设计的“浮动倍率”再怎么精确，也无法赶得上货币贬值的速度了。即使当局于1947年9月底就采纳并批准了北大的“加薪”方案，并火速于10月就执行并实施这一方案，北大教授们也会再一次被物价指数惊得目瞪口呆，大呼上当。

就拿顾颉刚恰恰于北大“加薪”方案公布当天，1947年9月28日的一则日记来比照，就会知道“浮动倍率”的加薪方案注定也将是一纸空文了。这一天，顾在日记中写道：“理一次发，两万元矣，实四毛也。”此刻，理一次发的价格已为法币20000元，实为战前币值0.4元，二者比率已达1：50000！如此看来，递交当局的“加薪”方案，已毫无实际意义；如果照此实施，战前月薪六百元的北大教授，1947年10月“加薪”之后实得月薪币值顶多只有八十元左右了。

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增发速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至今堪称“空前绝后”。当时，不光北大教授们对此难以想象，北大校长胡适也只能是竹篮打水白忙活；与此同时，全国民众都无一例外地全部卷入这场金融巨骗与疯狂劫难之中。

据载，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比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加了392倍，增加幅度已不小，但这还只是疯狂的开端。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0319亿元，与8月相比，几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了2.6倍；1947年12月高达331885亿元，在1946年的基础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竟高达6636946亿元之巨，短短的8个月里增加了19倍，如此一来，“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于是当局孤注一掷，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1948年8月19日付诸实施，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

就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发行金圆券前10天，1948年8月9日，正在休假的向达又向胡适致信，再次表达了对北大教授们、师生们“吃饭”问题的严重关注，并在“浮动倍率”加薪办法已无现实可行性的前提下，提出应让曾经向学校贷款度日的教授们暂?；勾?，并力争要每月发放三次薪水的建议。

对于向达的建言，胡适有无回信，目前尚无可查证，其实也并不重要了。有心重振北大的胡适，早已无力回天；岂止一个北大复校后的“烂摊子”，国内整个皆是经济崩盘之下的“烂摊子”了——这是后世读者都可以心知肚明的。1948年12月15日下午3时许，胡适在北平南苑机场登机，直飞南京而去。他的日记再次中断15日，1949年元旦，他在日记中称自己是“逃兵”，是“难民”。

“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北大校长，胡适咬牙坚持做了两年之后，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北平与北大，而是辗转于美国与台湾两地，直到1962年逝世。或许，一向以处理文教界实务见长的胡适，至死也会对这桩无法操办的“北大加薪案”，以及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的北大教员经济困局，感到无边的惶惑与莫名的失落吧。

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