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三代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器仅见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它既有铜胎画珐琅器的端庄秀丽，又有瓷器清雅明丽的风采，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精湛绝伦的画工，成为清代皇帝与后妃们赏玩的御用瓷器，在清宫内独领风骚近百年，但其制作过程颇费周折。

据了解，在清代，珐琅彩的彩料要从国外进口，由宫廷画师出具样稿，烧造分两地完成，先在景德镇烧成精细白瓷，然后解运至北京，再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由画师彩绘后，经过低温两次烧成。每件珐琅彩瓷器烧成后都要经皇帝过目品评，并且登记造册。据《清档》记载，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赐给暹罗（今泰国）国王各色官窑瓷器共146件，其中仅有一件是珐琅彩；内廷大臣中也只有年羹尧在多次恳请下，才获赐一件；乾隆皇帝甚至下旨规定“庶民弗得一窥”。

珐琅彩瓷器的烧制难度极大。据《清档》记载，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四月雍正皇帝传旨烧造一件珐琅彩小瓶，直到八月才烧成，其间历时四个多月，依照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优越条件，烧造一件珐琅彩小瓶尚需100余天，可见珐琅彩瓷器的烧制工艺要何等复杂。

由于珐琅彩瓷器的烧制难度极大，再加上制作成本昂贵，因此到乾隆中期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不得不停止烧制。所以，流传至今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珐琅彩瓷器总数不超过500余件，可谓弥足珍贵。

以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为例，其原为清宫旧藏，传世品仅有2件，另一件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与香港苏富比春拍的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原本应为一对，在布局和色调上均皆互相匹配，如出一辙，而且所绘的花卉纹搭配各异，互为映衬，别具风味。

那么，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为何会从清宫流落到民间呢？

溥杰挟带出宫

原来在这其中还有个小故事：1918年45岁的英国人庄士敦来到紫禁城，成为14岁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老师。在庄士敦的影响下，少年溥仪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浓厚兴趣，迫切希望能够出国留学。为了筹集留洋经费，便将宫中珍藏的许多宝物以赏赐的名义由弟弟溥杰带出紫禁城。

当然，溥仪想逃离紫禁城并出国留学的梦想，因为其父亲载沣的坚决阻挠而没有成功。1924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溥仪的书房毓庆宫内的物品时发现了《赏溥杰物品清单》，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赫然在列。

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从紫禁城流落到民间后，几经辗转反复，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漂洋过海，来到英国伦敦。1938年此碗由欧洲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亨利·奈特收藏，直至其去世。亨利·奈特是荷兰人，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是大学同窗，二人均为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爱好者，志趣相投，成为好友。1986年此碗由日本的石油企业巨头“出光兴产株式会社”购入，作为其名下的私人美术馆———东京出光美术馆的藏品进行展示，并被编入东京出光美术馆的藏品目录之中。

近年来，东京出光美术馆为筹集经费，选择将部分藏品拍卖，其中就包括今年香港苏富比春拍的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

没有被溥杰带出紫禁城的另一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在1949年被带到台湾，成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有学者认为，此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在这次香港苏富比春拍中能够拍出2.39亿港元的天价，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是它的珍稀性。珐琅彩瓷器仅烧造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烧制难度巨大且制作成本昂贵，所以传世的总数不超过500件，可谓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品。

第二是它的艺术性。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是所有传世的康熙珐琅彩瓷器中色彩最艳丽的，大量使用西洋彩料，发色明艳通透，晕染细致有层次感，这在传世的康熙珐琅彩瓷器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是它的传奇性。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是康熙皇帝闲暇时的赏玩之物，从康熙皇帝向西方使臣展示天朝上国的稀世珍宝，变成为宣统皇帝筹集留洋经费，漂洋过海后又因收藏者亨利·奈特而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有了交集，后来又来到了东邻日本，成为日本石油巨头的囊中之物，最后却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而现身香港的拍卖市场，成为全球艺术品拍卖的标志性拍品，也是全球艺术品拍卖的领跑者，成交价格更是创下了康熙官窑瓷器拍卖新的历史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