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郑必坚

正值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全党和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党的十九大,努力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际,复旦大学举行“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论坛,并成立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具,值得祝贺。

在这里,我愿以“一带一路”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为题,谈三点看法,就教于各位。

(一)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处于重大转折的十字路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或逆转,而是意味着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经过近40年发展,正呼唤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这就是“一带一路”宏大构想得以“应运而生”的历史起点。

当前,我们面临一个矛盾交织、冲突频发、不确定性上升的世界。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全球范围生产力发展和治理体系滞后的矛盾产物。

从世界经济的长周期来看,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至今40年。这轮经济全球化的广度、深度以及由于矛盾积聚而产生新动能的力度,都是空前的。一方面,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全球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科技革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新兴经济体进入世界市场体系而释放出巨大能量,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全球范围的财富集中导致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失控、宏观调控失灵、公共品严重短缺,全球治理机制跟不上全球化步伐的问题凸显。40年经济全球化,40年经济大发展;40年经济全球化,40年问题大积累。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如何对待经济全球化矛盾运动的两重性,反映在大国战略选择中,呈现出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倒退的、封闭的、排外主义的逆全球化路线;一条是前进的、开放的、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把经济全球化经由一个过渡期而推向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路线。

当前,某些发达国家陷入困境,如增长停滞、债台高筑、种族冲突、政治动荡,表面上看与外部因素有关,实质上是这些国家的改革发展长期停滞,甚至抱着冷战时期内外政策不思进取的结果。其中的一些人不仅看不到西方制度本身的问题,反而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新兴经济体崛起和外来人口增多,归咎于开放的世界市场体系。他们企图从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中去寻找政策工具,从意识形态对抗、军事遏制战略中寻找出路。这不仅不可能找到出路,而且只能是走向绝路。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演讲中所指出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面对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习近平主席还指出,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正是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倡导一条促进而不是促退、开放而不是封闭、包容而不是排外的全球化路线。主张要通过社会生产力包括存量和创新的合理布局,通过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合理结合,通过全球治理优化和经济政治秩序的系统改革,这样一整套“三通过”来深化利益交汇点,构建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全方位利益共同体,进而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由此而来,“应运而生”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