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 王子蕲

正确判断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对于我们党在执政实践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决定性意义。正确把握时代特点,从纷繁的问题中提炼出主要矛盾,是正确制定发展路线和策略的前提;反之,错误判断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必然给党和国家事业、给人民利益带来危害。

1949年至今,党代会报告中对于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结论性判断有过四次。

第一次是在1956年的党的八大上,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央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虽然这个判断很快被否定,但在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后,以发展生产力为重点、聚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思路,为后期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次是在时隔6年后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与之同行的还有对冒进思想的继续坚持。这些误判给当时脆弱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第三次是1981年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拨乱反正,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结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表述一直沿用下来,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以这个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作为依据的。

这次,党的十九大在作出现阶段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之后,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由“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转变,关注的范围更大,聚焦的问题也更加精准。

从以上四次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及表述可以看到,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判断,总是与一定条件下党对于工作中心的判断紧密相联系的。

党的八大对国内社会矛盾转变作出的结论,是因为党意识到必须转变工作中心,从以前重点搞革命转向重点搞经济建设。但由于受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党内“左”倾思想滋长的影响,依然沿袭革命战争时期的思维方式和传统习惯,错误地把工作中心再次拉回到阶级斗争上,这就导致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给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下结论时退回到中共八大前的观点,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1977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重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再次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下迅速发展生产力……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1978年底,中央正式作出改革开放的抉择,提出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使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党的十九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作出的研判,不只是因为1981年至今36年的历史发展中情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更是因为当前中国已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统领下,在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必须形成新的聚焦点。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不是否定改革开放新时期始终坚持的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是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将生产力发展的目标更加清晰化,更精准地与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要求相挂钩。这更加凸显了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代脉搏的深刻把握,体现了我们党进行伟大事业的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造福的根本政治担当。

实际上,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就曾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描述,既是党和国家描绘的中国梦蓝图,也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精准研判社会发展、矢志不渝为人民谋幸福的时代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