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篇演讲视频在朋友圈刷了屏:《在单身的黄金时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演讲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梁永安副教授,他一开场甩出的六个问题,个个戳中当代青年心肺,立马成了网上热闹的论辩话题:

“未来爱情会面临的六大难关:我们敢不敢和A女比翼齐飞?能不能克服爱情中的肌无力?还相不相信一见钟情?你会不会杀死回家的浪子?堕落是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能不能生活到别处?”他用真实而单纯的语言,去描述现代社会最为复杂且多样化的爱情认定——

“爱情最根本的,是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梁永安演讲截图

稍稍做了些功课,发现梁永安专攻比较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著作、译作不少,且在复旦学生中人气相当高,被称为“复旦中文系的智慧”。对他,学生的评价是,“孩子般的纯洁、干净,机智、博爱、谦逊,尊严而不显疏离,深刻却不犀利,抱着深切的关怀,洞察着现实与人的深刻本质”。一位新生上完他的课给师兄发短信,“过于激动,复旦满足并且超出了我对大学的所有期待”,梁教授开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读”,场面向来极震撼,提早半小时到场都没有空位,后排黑压压站了一片,然后是“一个半小时的思想冲击”,“梁师魅力无敌”。

一个年逾花甲的文学教授,何以会对青年最关切的问题情有独钟?一位50后大叔,何以总能戳中90后小屁孩的痛点?

这显然是一位不仅仅囿于书斋的有趣学者。于是,在上海最热的那天,我带着笔记本坐到了梁教授对面。梁永安教授问一答十,其神情、思想以及交谈方式,自带乐观的光芒。两小时谈下来,深知学生之叹不虚,而笔者所能撷录者,十不及一。

“我太盼望有个文学人生”

人物工作室:能说说您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吗?您是怎样与文学结缘的?

梁永安:小时候,我在军队院校里长大,看书条件不错。读了很多红色经典,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铁流》,中国的《红日》、《红岩》、《红旗谱》。那个时代的文学,贯穿着一种红色美学,核心部分和革命、阶级、国家民族这些关键词相联。当时也能阅读到一些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等,它们则从个体价值、人道主义出发,构成与革命文学不一样的精神空间,对我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初中时,我把自己的第一篇作品随手投给《云南日报》。没想到,几天后校长带着报社的人找到我,原来人家要审核我的稿子是否抄袭,以准备刊登。从此老师开始觉得我是可以写东西的。老师不让学生上课看闲书,却指着我说,“梁永安例外”,当时非常自豪。

后来,我在云南高黎贡山做了整整两年的插队知青,大长见识。我发现老乡做饭,有个秘密原料。当地树上的蚂蚁窝很多,老乡把一窝蚂蚁整个割下来,再把蚂蚁敲出来,用大纱布裹住使劲挤,蚂蚁肚里酸水就出来了,这就是当地人吃的“醋”。知道真相,我再咽不下这东西了。但后来得知,这种蚁酸营养高,能抗瘴气、湿毒,防止生病——你看,这就是长期形成的乡村智慧。我去的是怒江边的芒合——一个傣族村寨,刚到那天,老乡们赶了六头牛来帮我们搬行李。寨子里大多是文盲。但我们从小到大的政治教育都是向贫下中农学习,所以我们精神上的姿态特别低。我们四个男生住在一户农家院儿的偏房,茅草顶有洞,一下雨就漏雨,也不觉得苦,拿几个盆子接一下就行了。我第一次劳动就是割稻,弯着腰,很吃力。然后又去扛稻子,用牛皮绳把稻谷垒高,捆起来,扛到事先平整好的地块,一层层垛上去。垛子越来越高,需要搭竹梯子,忽悠忽悠往上送……劳动虽然辛苦,但对人的锻炼很大。

人物工作室:您是1977年高考恢复后第一批录取的大学生,为什么会选择现当代文学为专业?

梁永安:我是在高音喇叭传来的全国新闻联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很兴奋。我自信一定能考上,毕竟一直没断过读书的习惯。当时我已经在工厂干了两年多电工。

我太盼望有个文学人生,就读了中文系,至于选择当代文学为专业,说起来也很偶然。本科时我很喜欢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准备考王运熙先生的研究生。但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研究生招生也要听上面的指令。需要文学批评史专业研究生的学校很少,于是我毕业的那一级停招,只好转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了。

复旦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塑造了我们

人物工作室:当时的复旦大学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梁永安:复旦的文化与学术分量非常重。当时,中文系的朱东润、郭绍虞、张世禄等老先生都在,他们从小受国学熏陶,学养厚重,很有文化气势,人又谦虚,真是儒风拂面。有次请北大的王力先生来讲课,在第一教学楼三楼的大教室。他坐下第一句话:“你们复旦门槛很高啊,进来很不容易啊!来这里呢,要特别感谢我的语言学启蒙老师,就是张世禄先生,看了他的书,我才走上语言研究的道路。”那么著名的学者却这么谦逊,令人高山仰止。“文革”结束不久,老先生的价值一下子都释放出来,到第一线上课,把终生积累全都拿出来,倾囊相授,给我们这些本科生极大的精神恩惠。

比如朱东润先生。他那时已经八十岁了,身体还很厚实,说话沉稳大气。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去英国留过学,历经沧桑。我当时在中文系学生会,负责宣传,有一些活动要请朱先生,他都很热情?；褂泄苡菹壬?学术大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山人。有一次我到他家,请他给中文系书法展写题头,师母说郭先生身体不好,没力气。但郭先生说这个事情非常好,一定要写。我过了四五天去取字,师母说,郭先生握那么大的笔写不动,后来在笔尾装了一个环,用线挂在天花板上,借力才写出来的。我听了特别震撼。我去拜访王运熙先生时,看到他的书房挂着一幅字“饮河轩”,我一看就很敬佩,这取自《庄子》“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意思是自己学问很少,非常谦虚。

外系的一些老先生也让人印象深刻。像哲学系的严北溟,“文革”曾被抓到提篮桥监狱关了好几年。但他到了监狱也不闲着,教同囚室的小青年古代文学、古代哲学。严先生上课不带讲义,肚子里装着 2600 多首和禅宗有关的古诗,上课讲到哪儿就写一首,一个字也不会错。我特别佩服这些老先生,一辈子价值就在求知和治学,人很纯正。

有了老先生建立的学统,我们复旦才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追求,才有抗拒各种世俗诱惑的“无用”之心。我大约就属于比较“无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