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属性赋予无限责任担当

依照权责统一律,一个政治集团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在我国政权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党和人民赋予军队很高的政治权力,或者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军队占有重要席位,在这方面与西方军队不参与政党政治迥异。既然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那么就需要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进而履行广泛而又重要的使命任务。

人民军队是新中国的坚强柱石,这与我军辉煌历史和已经发挥的作用有关,与党领导这支军队的成长历程有关,还与我国的政治制度有关。中国共产党走的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不同于西方议会政治,在整个革命战争阶段,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和生产队,某种意义上承担了党和政府的基本责任,包括在解放区发展党组织、代行政府职能,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不再承担这样的使命任务,但军队和军人责任无边界,却进入了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并且固定下来,只要党、国家和人民赋予使命任务,军队军人就义无反顾,坚决履行,并且是高标准履行使命任务。

西方军队属于职业化军队,奠基于职业分工和契约精神,社会乃至政府也坚守这样的价值观念,所以,其承担的任务基本限定在军事活动的范围内,远不似我军这样参与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抗灾救灾、扶危济困等广泛事务。

换言之,对于强调契约精神、职业意识与个人权力的西方社会来讲,为公权与私权制订严格边界,在这种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的职业军队或职业军人,可以追求更高水准的履职能力,但却不会积极主动地承担职责范围外的使命任务。这一点从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比如,越战中准备换防回国的美军官兵,接到临时作战任务时,抱怨和咒骂溢于言表,虽然执行任务中也遵循相应规则。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中国军人的话语系统与行为中。因为每个青年进入军营第一天起,就接受了履行使命无范围、无边界,即在程度上具有极限性、超限性,或者说具有全时空的特点,这甚至成为赋予使命任务者和承担使命任务者的共识。因此,党中央在决定中明确要求“军队和武警要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走在社会的前面”,我军的条令条例中皆规范军队的职责包括抗灾救灾、扶危济困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都是这一逻辑的具体体现。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特点得以生成,与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高度关联,同时与社会发展状态有关。反映于前者,美国的政治理论认为,军队要保持良好形象,必须与政府和民众拉开距离。反映于后者,在于西方社会职业分工明确,同时社会专业组织发达,这就意味着一般自然灾害的救助,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军队专责训练和打仗,没有必要介入社会事务,这就是西方军队较少参加救灾,即使进入灾区主要也是维持秩序的原因。正是由于军队参与社会事务少,民众对军队和军人也没有更多的道德层面的要求,军人作出任何选择,都往往与个人利益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