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使命构筑坚实伦理规则

社会或集团之所以能有秩序运转,在于人们遵循着共有的法规制度,如军队都信奉“军令如山”,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等等。除此之外,还要遵循长期形成的伦理规则,确立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谎灾?纲常伦理是单个人或集团内外部秩序与有效运行的柔性约束,只有刚性律令而没有柔性伦理规则,仍然不能造就更强大的军队。

中国军队的伦理规则有传统文化中的“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成份,毕竟我们都不可能脱离文化基础而实现全面再造,但经过长期的反封建,儒家伦理中的糟粕大大弱化,至少不再是主流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我军建立了“三大民主”基础上的新型政治伦理规则。这就意味着我军的服从奠基于民主政治,高度依赖集体智慧,诸如,党委领导就突出集体智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样如此。这些都包含着伦理规则的范畴。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这揭示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军队与战争的政治本质。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可能真正超脱政党政治,因为西方政党轮替只是执政理念的差异,并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间的轮替,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根本是维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强调,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更多强调的是军人的职业属性,即军队就是完成军事或作战任务集团。这决定了契约精神、职业精神是其军队的基础,他们不可能倚重正义性去激发潜能,只能依赖军人的个体素质。这和我们依靠集体智慧存在起点与逻辑的差异。

所以,强调政治建军的我军,承担的核心使命是维护国家安全,也就是军事使命,但这个军事使命也是遵循着政治逻辑与政治路径,这条道路的核心是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并且建立了以党委制、政委制、政治机关制度来保证政治上的坚定性。

正因为此而生成了我们的政治伦理与政治逻辑,也就有了反复强化政治伦理的话语系统,如“政治的高度”“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等等。既然“绝对”,就意味着没有保留、没有余地,到这时,强大的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就会产生出来,党、国家和最高统帅的意志就有了落实的坚实基础。

当然,这些都与政治信仰高度关联,当政治信仰化作精神大厦,成为精神力量之源,官兵就会因忠实于自己的信仰,落实信仰过程会生成或遵循政治伦理规则。同理,西方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军队官兵,其也要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及其宗教伦理规则,比如,包括军队在内的西方社会,拥有很强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精神,这种意识或精神,一方面来自工业分工,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宗教,马克斯·韦伯在《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中就分析了支撑西方或美国社会的职业精神,主要来自基督教新教。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古田会议确立政治建军后,宗教信仰与儒家伦理皆排除于主流思想之外,与此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信仰大厦的核心确立起来,进而生成军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间存在严密的逻辑和巨大作用,特别是这种政治观化作文化形态与文化性格后,便持久地影响着整个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影响着官兵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