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在10年前，美术学的博士在国内可谓凤毛麟角，较为罕见，而且基本上都是“美术史学博士”，能否执笔作画似乎并不重要。而10年后的今天，不仅“美术史学博士”数量剧增，而且“美术实践博士”亦层出不穷，并渐呈“星火燎原”之势。从人类学的视角观察，这个群体在形态、功能和行为上的影响，更容易被社会接受和认可，在我看来，“博士画家”不仅是一种文化身份，更是学术水准的标尺。

在常人眼中，博士画家出身名门，其画作必定不同凡响，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许多博士，虽受业于师者，不过干禄之文，只是为了应付升学考试，而此种情况最应引起警惕的，是“得鱼而忘筌”。许多实践类博士为得到博士学位而苦读数年，期间无形中荒芜了创作。致使许多画家成了博士之后反而“眼高手低”、“举笔艰难”。这种现象，往往令许多博士画家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然，也有许多天分很高的“博士画家”，他们深知读书的滋味，自然会一心一意潜入书中，并且绝不会过分苛求，作茧自缚，而是将读书心得很好地应用于绘画实践，把中国绘画中所强调的“士气”融入到笔墨线条之中。他们非常清楚，博士画家若想名副其实，必须“登庙堂，览山川，结交海内名流，然后气局见解，自然阔大；良友琢磨，自然精进。”否则，学术视野过于狭窄，如何能配得上“博士画家”的雅号？

当前，博士画家群体中仍然存在着绘画水准良莠不齐的现象，客观地讲，其中虽不乏青年才俊，但也仍有少数滥竽充数之辈。而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博士教育的培养机制问题，以及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相互冲突与矛盾。毋庸讳言，目前的中国式“美术实践博士”教育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培养方案中的“创作、研究并重”其实是相互冲突的悖论，创作诉诸于视觉和感官；研究依赖于理性和逻辑判断；而最终拿到博士学位则主要依靠学术论文。试问，有谁听说某人是因为画得好而拿到博士学位的？况且绘画本身就没有统一而固定的判断标准。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博士画家因现实需要而纷纷专注于写作，顾此而失彼。这或许是“美术实践博士”在艺术水准上出现两级分化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美术实践博士”与“美术史学博士”在绘画水平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尽管两者都可笼统称为“博士画家”，但大家知道，有许多出身于历史、中文、外语等人文学科甚至是理工科的“美术史学博士”，这些博士的文字能力和学术水准无可厚非，但在绘画方面缺乏严格的造型艺术训练，他们仅凭个人爱好和超人的鉴赏力就直接涉足绘画创作，显然十分唐突。而其中最大的危害是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从今天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的格局来看，“创作实践博士”培养的方向是画家；“美术史学博士”培养的方向是理论家和批评家，因此即便是偶尔展示自己的作品，也必须明告世人自己的真实身份，就像高居翰先生把元代的士夫画称为“业余文人画”一样，他有着自己坚定的专业立场。

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的矛盾冲突在绘画界较为突出。大多画家根本不情愿在学术研究上浪费精力。对于那些在形色明暗中游刃有余的画家而言，枯燥的文字并未能激起他们的兴趣，因此导致许多优秀的青年画家与“博士学位”失之交臂。在这其中，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研究学术的意义以及理论研究对绘画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20世纪末期以来，艺术图像和视觉文化的研究正在全球范围内从理论的边缘性转移到学术中心的位置，实践性科学研究与交叉学科的新方法正在逐渐酝酿形成，人们似乎已经发现，理论是行为的基准，艺术的理论可以帮助画家产生正确而富有洞察力的提问方式，可以帮助画家开拓视野，甚至把理论方法应用于视觉艺术实践与文化语境的分析研究之中。可以肯定，博士阶段艰苦的学术训练可能会给一些画家带来意外的收获和更深层次的启示。

“博士画家”属于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本，肩负着文化创造者的使命。因此，他们不应该是始终被囿于狭小专业圈子的手工艺人，而是有着独立人格、公共良知和社会担当的精英艺术家。在他们身上，既保存有“家国天下”的传统士人心态，又有着对西方文化比较完整、直接的认知，同时还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十分令人欣慰，目前有大多数的“博士画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作为引领潮流的艺术家，他们期望通过对文化生产场域的积极参与而确立自身的学术权力与知识名望，他们渴望有足够的艺术修养，去重新找到创造之源。我想，这或许是他们不遗余力地从事博士研究工作的最初动力。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