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文翰：收藏史回顾之九 百年前中国文物艺术品如何流向日本

从颁给日本委奴国王这方《汉委奴国王》蛇钮金印开始算起，中国的艺术品、文物传到日本，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日本收藏中国瓷器历史悠久，法隆寺所藏青瓷就是唐代传入日本，奈良大安寺附近村庄曾出土唐三彩瓷片。福冈的一家寺庙出土过南宋景德镇青白瓷。唐宋时期，大量日本遣唐使、僧人、留学生来华，将瓷器、佛像、王羲之墨迹摹本等带回日本。尤其是南宋茶道等宋代文人审美趣味对日本影响甚大，龙泉窑、吉州天目盏、建窑油滴天目等简约秀美的瓷器也成为当时京都平安王朝皇室贵族与茶道、花道人士争相追求的珍品，茶艺家千利休所藏中国瓷器也有传世。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渊源，20世纪初日本主流收藏家对中国瓷器的兴趣在于宋瓷而不是欧美藏家喜欢的色彩绚丽、精致细巧的明清官窑。在东京、纽约都有店铺的日本山中商会在两地的销售品类和风格的差异也显示了日本和美国的收藏家的不同，在日本，系以装饰性较强的唐三彩、宋瓷、明清官窑瓷器和天龙山雕塑、家具、宫廷钟表为主，而美国市场则更为宽泛，既有明清装饰性文物，也有作为收藏和研究之用的高古器物。

近代中国文物流入日本始于19世纪后期，据1862年日本“千岁丸”上海行的随行人员纳富介次郎的日记记载，他回国时候就从上海古玩市场购买了多件元明清书画作品。日记中谈到，当时中国有大量的难民为躲避天平天国之乱而涌入上海，这些人为养家糊口而不得不变卖家藏。1895年甲午之战，辽宁海城县三觉寺石狮1对，“高丈数尺，甲午之役即被日军掠去”（《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原存旅顺黄金山的唐开元2年《唐鸿胪卿崔忻题名刻石》——唐王朝册封渤海国的重要实物见证，1910年被日军驻旅顺海军司令富冈定恭掠往日本，并作为最重要的战利品献给大正天皇，此碑至今依然藏于日本皇宫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还有计划的师团一级配备“文物搜集员”搜索中国文物，确定有一定价值后即劫掠回日本，抗战后绝大部分被中国追回。

更多文物是通过古玩贸易进入日本。早在1886年日本古董商人林忠正——他将浮世绘介绍到欧洲出售——就曾到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大量购买古董、书画艺术品并试图带到美国销售。20世纪前期山中商会的山中定次郎、好古堂的中村作次郎、茧山龙泉堂的茧山松太郎、茧山顺吉，博文堂的原田悟郎、壶中居的广田松繁等也都纷纷前来中国考察、介入中国古董生意。1920年左右，在中国从事古董生意的日本商人约有50人左右，主要在天津、北京、上海，他们主要是进货卖往日本、美国。而一些中国古董商人也将藏品带到日本出售，如1912年留学日本的藏书家董康将在北京旧书店购得的“永乐大典”中的17册古籍卖给京都帝国大学等图书馆。

也有古玩商或探险家直接到中国城镇搜购文物，如1902年至1914年间大谷光瑞曾先后3次深入中国西北内陆从事文物盗掘活动，在高昌故址盗得墓志、题记12方（罗振玉《西陲石刻后录》、《海外贞珉录》）。日人江藤涛雄曾从西安古玩巨商阎甘园手中购买到大量佛教造像、瓦当等珍贵文物，近人张扶万在《在山草堂日记·民国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记载：“阎甘园家中观所藏石铜佛像，（阎）言六朝铜像，东洋人极重，高者可售万元，女像发髻工者尤贵。”

清朝官窑在日本一开始就被人厌恶。宋瓷对日本的收藏家而言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其历史渊源和茶道和文化交流有关。唐代，中国人的饮茶习俗传入日本。到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两国海上贸易繁盛，宋朝的瓷器大量运到日本。宋代文人审美趣味对日本影响甚大，龙泉窑、吉州天目盏、建窑油滴天目等简约秀美的瓷器也成为当时京都平安王朝皇室贵族与茶道、花道人士争相追求的珍品。这也称为日本主流收藏家对中国瓷器的兴趣在于宋瓷而不是常见的色彩绚丽的明清官窑作品。清末民初日本好古堂古董商中村作次郎巡游北京琉璃厂后曾感叹 “中国的旧货店虽然东西很多，不过适合日本的东西却很少。因为中国是个革命多发的国家，旧东西，如明代以前的陶器、宋元左右的好东西，日本反倒有，而其本国中国却甚少。当今北京那边的东西，主要是清朝的东西”，在他看来清代的东西过于艳俗，是“适合欧洲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