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玩”，又称“清供”或“清赏”，是指那些不切日用、非饮食起居所必需的美好之物。因其不切日用、非饮食起居所必需，故常被视为“长物”，亦即“多余之物”；又因其多余而美好，也就是超越食色之欲且富于审美品质，所以就被冠以“清”的名号。

“清玩”的历史颇为久远，名目亦浩繁多端。自六朝以降，它就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消闲娱情的重要对象；其包罗的范围，也从文房器具、书画、古董、金石渐次拓展到奇石、异香、林壑、酒茗、卉木、禽鱼，乃至窑器、漆器、竹器、锡器等。到明清时期，“清玩”更是别开生面，不仅凸显为文人生活中赖以消遣自适、构建艺术化生活情境的主要资源，而且成了借以确证身份、标榜风雅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正如时人所谓，当日雅俗之分，就在于“清玩”之有无（吴其贞《书画记》）。因此，即便资用不丰的贫士，也“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孙枝蔚《埘斋记》）。就此而言，明清文人间蔚然成风的流连“清玩”、醉心“清赏”的生活时尚，为我们体察其生活美学的观念、智慧和方法提供了绝佳门径。

声色之外：感官的开发与完善

闲赏“清玩”，是人与物的互动。陈眉公在《小窗幽记》说：“清闲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须以闲人做闲事。”他所说的“闲事”，就是把自己浸润在清雅幽远的“清玩”之中，使感官与身体获得充分的快适和愉悦，如“临古人帖，温昔年书，拂几微尘，洗砚宿墨，灌园中花，扫林中叶”等，然后“觉体稍倦，放身匡床上，暂息半晌”。

据此可知，“清玩”之“玩”，并非与对象隔绝的静观式审美，而是感官乃至身体全面介入，从声、色、嗅、味、触等感官知觉到肢体律动，充分发现、体验和占有对象之美。公安才子袁宏道说自己毕生追求的“真乐”有五，首屈一指便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谭”（《与龚惟长先生》）。这看起来颇有纵情声色的嫌疑，然而他所言的“极”，并不在于持续强化和满足食色之欲，而是积极开发自身感官知觉能力，拓展生活经验的广度和深度，进而超越声色，与“物外之趣”相逢（《叙陈正甫〈会心集〉》）。这种“物外之趣”，就是万物及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和可能性。它如同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说的美人之媚态、火之焰、灯之光、珠贝金玉之色，“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难以理性和文字晓谕，却可以感性的方式抵达。

而“清玩”之“清”，亦即对象所引起的美感，也不止于其本身质料、色彩、形式层面所引发的快感，而是立足于此，在人与物的互动中，唤醒更具创造力、想象力的积极审美体验，为人超越声色，拥抱声色之外无限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架设了津梁。如宣德铜炉，“薰燎既久，敷色渐磨，铜质显露，如良金在冶，晶光发越，宝焰陆离，莫可云喻”（项元汴《宣炉博论》）；如宜兴紫砂壶，“入用久，涤拭日加，自发閧然之光，入手可鉴”（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又如端溪砚，长期蓄养，扣之则“其声清越”，观之则“紫气闪闪，如画家著胭脂之色”（程瑶田《纪砚》）……可以说，鉴赏“清玩”是生成性、创造性的审美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的感官获得了充分的开发，并走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