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启蒙之转化

唐初童蒙教育基本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其主要原因是唐初科举考试中明经科的地位较高，儒学较盛，名儒聚徒讲学的情况比较常见，士庶子弟从小有较多机会从师名儒授教。即便是地方子弟，也有机会师从当地名儒。如名儒曹宪在江都讲学，生徒多达数百人，不乏童子在其中，卢照邻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

为了振兴儒学，推动科举考试的公平性，经过唐太宗、高宗组织孔颖达等名儒，经过不懈的努力，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永徽四年（653）三月，高宗颁布孔颖达等整理的《五经正义》，要求国子监、州县学等官学系统按此标准注疏进行讲解，作为科举考试评判标准?！拔寰北曜蓟耐?，也抑制了唐人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加之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的兴起，明经系诸科地位下降，形成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局面。经学教育遇到前所未有的衰落景象，“其先进者，亦以教授为鄙，公卿大夫，耻为人师，至使乡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则勃然动色”，与魏晋时期“以讽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的风气截然相反。大文豪柳宗元也感慨：“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彼乖扪锖胺懿还肆魉?，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然而，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所传授的内容已是文学，与经学无关。盛唐以来经学教育的衰败，直接影响到了经学在童蒙教育中的地位，反而被文学所代替。

其实，这一转变在唐前期就已显现端倪，贞观末进士考试就出现了“体性轻薄，文章浮艳”的现象，时有童子杜易简，“九岁能属文，及长，博学有高名”，后登进士第。随着武则天专权，由于其“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在其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浸以成风”。受朝官选举和科举考试的影响，童蒙教育也有所变化，童子先属文，后诵经的情况逐渐增多。

盛唐以降，童蒙教育崇文轻经的趋势更加明显?？毂σ院?，吏部铨选和礼部科举考试“以文取士”的标准更甚，诗赋成了进士科考试的最重要内容，更加助长了全社会崇文的风气，也改变了童蒙教育的内容。与此同时充当家学、私塾、乡学、村学等各类形式的学堂和学校的老师，多由官员、落第举人，及其女眷承担，而这些人随着社会的变迁已经多擅“属文”即诗赋，轻经义，无形中自觉地改变了童蒙教育的内容。因此，开元以后，童蒙教育的崇重诗赋情形，大有超过《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趋势。很多时候，童子从小就直接读诗书，进而学习如何写诗赋?？哪辏?16），苑咸才七岁，便“诵诗书，日数千言，十五能文，十八应乡赋”，不再提读《论语》等儒家经典的事。

基于时代发展的趋势，即便是世儒之家也开始注重诗赋启蒙教育。如宋庭芬，世为儒学，但“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慧，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德宗俱召入宫，试以诗赋，兼问经史中大义，深为赏叹”。像宋庭芬这样世为儒学，兼通诗赋，教授子弟时，重视诗赋是一种时代趋势，并非其特别之处。当然，中晚唐也不乏一些没落旧士族，为了维护旧秩序，坚守经学，反而不愿属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李德裕。李德裕虽然自称家不置《文选》，“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但受社会崇文风气的侵染，其文学造诣非常高。李德裕尽管主张进士科考试以经术取人，但还是非常喜欢奖拔擅长诗赋的孤寒童子、进士而闻名。如刘邺因为其父三复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从事的缘故，刘邺“六七岁能赋诗，李德裕尤怜之，与诸子同砚席师学”，说明中晚唐童蒙教育重视诗赋，甚至评价儿童聪慧与否的标准。

在中晚唐整个社会崇文的情况下，士庶子弟从小接触的名著诗人和文化名流的机会增多，获得点拨和荐拔的机会也会增多。中晚唐流行的诗文集也影响了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白居易五六岁时“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后来进士及第，与元稹以“元白体”诗闻名天下?！捌渖尚茨＠?，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对乡村童蒙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出现“村校诸童，竞习歌咏”的情况。乡村教师将教授“乐天、微之诗”，作为一种时尚。白居易、元稹的诗在乡村学校广为流传，应该与元和、长庆年间，“元和诗”盛行有很大关系。晚唐乡校童子又兴读杜牧的诗集，晚唐乡村童子诵读白居易、元稹、杜牧、严恽等名流的“百家诗”情况非常普遍，已经完全改变了唐初先经后文的儿童启蒙教育，基本上呈“重文轻经”的态势，与科举考试的科场风气基本一致。于是，晚唐童子更注重属文，特别是以诗赋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