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的确是对一种新型城市化方式和对一个新城市愿景的描述。近日来，讨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如何建设新区上。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是中国在“新型城市化”方面大思路的变化。

城市化不仅仅是简单地发展房地产，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涉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城市改革，例如产业升级、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

雄安新区的“非首都功能”

“大城市化模式”的弊端最明显表现在几个一线城市上，即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城市的人口众多，增速却还没有缓慢下来的迹象。这需要人们寻找新的思路。这也就是中国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背景。而雄安新区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概念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之前，通州建设成为北京市的副中心，主要用于接纳从北京剥离出去的市属行政机关；同样，雄安新区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承接北京作为首都的“非首都功能”。根据这些年的讨论，这些“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批制造业、一批城区批发市场、一批教育功能、一批医疗卫生功能、一批行政事业单位等。

在新华社授权发布的通稿中也提到，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

在实际层面，新区不仅仅具有“疏解”的功能，也可以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条件。“大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造就了城市级别越高，优质资源越高度集中。这方面，北京尤其特出。

大量的优质资源集中在北京，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方面，结果人们便纷纷涌入首都。北京的住房、医院、学校等各个领域变得拥挤不堪。从这个意义上说，疏解功能也可以解读成为优质资源的分散化。通过分散优质资源，来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有能力实现优质资源的分散化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雄安新区如果做成功了，就会有“复制”功能，用来解决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大城市化”所带来的弊端。

从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城市和西方的城市很不一样。在西方，城市一般都是从商贸中心发展而来，而且也一直维持着商贸城市的特征；因为是商贸城市，城市的分布比较分散。

与此不同，在中国，城市历来就是政治中心，也有一些从军事要塞演变而来，城市因此是权力中心。在这样的体制下，权力走到哪里，优质资源也就跟着流向哪里。大城市因此成为优质资源的集中地。